我国历史上有六大古都：西安(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和北京。而西安是我国封建王朝建都最早、历经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古都。
西安位于关中盆地的中部偏南，地势东南高，西北、西南低。海拔400多米。这个盆地的南边是秦岭，北边是乔山山脉，都是高耸状态，只有渭河流域比较低而平坦，号称八百里秦川。由于渭河从远古时期就在这里流淌，经过长期泛滥和冲积，逐渐堆积成了冲积平原，土地很肥沃，所以这个地区农业发展较早，物产较丰富。西安地区平均气温在13°C多，年降水量平均600多毫米，多集中在7至9月间，每年无霜期207天(温度和雨量的数字是现在的，可做古代情况的参考)，是较好的动植物生态环境区和人类聚居区。
关中盆地和西安地区，古代不仅在西北、西南交通和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和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非洲交通往来最早的地方。从汉朝起(前206—前8)，西安便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重要城市。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和玄奘西游，就是以古代西安为起点的。因此，这个盆地和西安地区，在古代曾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此外，在地理形势上，这个盆地也称“关中”，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丹凤县境)，北有萧关(甘肃固原县东南)，西有散关(在宝鸡市境内秦岭上，俗名大散关)，群山环绕，四面都有关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古代交通不便、武器落后的情况下，从政治和军事上说，这里的形势确实是很险要的。以上略述的有利条件，就成为中国古代长期在这里建都的主要因素。
在今西安市及其郊区建都的王朝，从西周到唐代共有13个朝代，建都时间总共1100多年(包括新莽15年和西晋愍帝4年)。这些朝代是：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
除上述12个朝代以外，还有两次农民起义军在长安建立过政权：大齐(黄巢)、大顺(李自成)。以上两个农民政权在今西安市地方建都共5年，虽为时很短，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西安城最光荣的史迹之一，值得在此特别提出。
现在的西安城是由古长安城演变而来的。前面已提到，长安作为都城的名称，沿袭很久，有“长治久安”之义。很早，长安原是咸阳附近一个乡聚(一般的集镇)的名称。秦始皇的弟弟成*(左为虫，右为乔)曾被封为长安君，据史记上说“长安故咸阳也”，是说长安本是咸阳的一部分。汉唐等王朝在长安建都，是和封建统治者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密切相关的。现在将西安城规模变迁略述如下。
楚汉战争时，咸阳已毁，长安未建，汉高祖刘邦曾居于栎阳(在今临潼县北)，遂将栎阳以其父太上皇的陵墓命名为万年县。西汉初年开始设长安县(北周时移万年的县名于长安城中，就长期与长安并列共为都城的名称)。西汉以后，从刘曜时代奠都的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君主，都只为苟安之计，借住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汉长安城的旧宫殿，同时因经常彼此攻伐，也顾不上经营都城。到隋文帝杨坚时，他继承北周登了帝位，统一中国后，初仍在汉长安城建都。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命左仆射高熲总负责和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等创建新都城的规模，决定在汉故城的东南龙首原(今西安市)建筑一座规模宏伟壮观的新都，取名大兴城(隋文帝初被封为大兴公，所以他即位后，用“大兴”二字做都城名，即今西安市)。新都的形势，南对终南山的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灞、浐二河，西枕龙首原。第二年三月新都草草竣工，最先修建的是大兴宫城和皇城，隋文帝就从汉城迁移到这里。到隋炀帝大业九年(613)三月，动用10万多人修筑外郭城，才算完成大兴城的工程。大兴城内(指郭城内)有“里”(即后来唐城的“坊”)106个和东西两市。当时曲江池(也叫芙蓉池，汉武帝时为宜春苑，汉宣帝在这里建乐游苑，唐开元中重建。由于这里水流曲折似广陵曲江故名)在城的东南隅，虽属城内，但为城厢边界，还未形成市民的坊巷，池周围只是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所以只有106“里”。
唐时又改名为长安。唐代的长安城是根据隋大兴城的规模，并不断修筑，使它更加宏伟壮丽。全城的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关于唐代的京城，在《唐书》《地理志》中载：“上都，初曰京城，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载曰中京，上元二年曰西京，肃宗元年曰上都。”《六典》中载：“皇城在京城之中，宫城在皇城之中。”唐将“大兴城”改名“京城”(京城系指长安城郭所围之全体，包括皇城与宫城)。“大兴宫”改名“太极宫”，“皇城”仍用旧名。
宫城：它的位置在长安城正中的北部，是供皇帝和皇族居住与处理朝政的地方，包括太极宫、东宫(太子居住的地方)和掖庭宫(妃嫔居住的地方)，都有大门相通，其中太极宫面积最大，掖庭宫次之，东宫最小。据《旧唐书》卷38《地理志》载:“京师西内(太极宫位置在西)、大明(位置在东北，称为东内)、兴庆(位置在东南，称为南内)三宫，谓之三内。”据北宋宋敏求著的《长安志》卷6“宫室四”中记载：“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260步(《新唐书志》的记载少10步)，周围13里180步，高3.5丈。南是皇城，北到禁苑(即隋大兴苑)，东边是东宫，西有掖庭宫(广一里)。”宫城南面有四个门，从东往西是：嘉福门、长乐门，正中为承天门，西是广远门。北面有二门：偏中的为玄武门，东北角有兴安门。宫城约占全城总面积的3.7%。宫城内多种梧桐。
皇城：俗叫“子城”，位置在宫城南面，东西长度与宫城相等，东西五里115步，南北三里140步(《新唐书志》载：长1915步，广1200步)，皇城约占全城总面积的6.3%。它南有三门：正中的名朱雀门，向北正对宫城的名承天门(即宫城正南门)，南正对外郭城的名明德门，东边的名安上门，西边的名含光门。东面二门：南边的名景风门(景风门街当在今东大街位置上)，北边的名延喜门。西面二门：南边的名顺义门，即今西门,(由此往东到今钟楼为止的西大街正在唐皇城内第四横街的位置上)，北边的名安福门。皇城北面没有墙，与宫城之间以“横街”相隔。据日本人足立喜六著的《长安史迹考》中说：皇城内有南北向的大街五条(包括东西顺城街，仅宽20～25米)，各街宽百步(500尺)。自北而南，有东西向的大街七条，其中北面隔宫城的一条东西横街宽300步(1500尺，合441米，实际上是个广场)，与此平行的六条街(包括南顺城街，宽不足25米)，广阔不明。汉城的市民住宅，原与宫阙官衙杂居，隋文帝认为不便，下令让居民与皇城分开，皇城禁止私人居住，所有的台、省、官衙、卫府等百官办公的衙门都设在这里。由于承天门大街(也叫天街)纵贯皇城，两旁槐树成荫，因此，百官衙署又有“槐衙”之称。
外郭城：长安的郭城开始建于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54)，隔40年才又重修。按《旧唐书·高宗本纪》载：“五年三月，以工部尚书阎立德(著名的建筑师，唐初的大建筑如终南山的翠微宫，宜君的玉华宫以及礼泉的昭陵，都是由他设计营造的)领丁夫4万筑长安罗城”，“冬十一月，筑京师罗城，雇百姓1.4万人，板筑30日而罢，九门各施观(“观”即城门楼)”。郭城拱卫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3面，东西18里115步，南北15里175步，周围67里(《西安历史述略》中写的是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初步实测，长安外郭城东西宽9500米，南北长8470米，周长35.5公里)，高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郭城南面的三门：正中的名明德门，东边的名启夏门，西边的名安化门。东面的三门：北边的名通化门，中间的名春明门，南边的名延兴门。西面的三门：北边的名开远门，中间的名金光门，南边的名延平门。皇城西部北面有二门：西边的名光化门，东边的名芳林门，皇城东部的北面有五门：大明宫正南的名丹凤门，东边的名望仙门，再东名延政门，丹凤门西边的名建福门，再西名玄福门。承天门与皇城南边的朱雀门以及外郭城的明德门在南北一条直线上，这是全城的中轴线。外郭城以宽达155米的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为东西相等的两部分。南北纵列的14条大街和东通“通化门”、西通“开元门”的大街都是宽100步。东西横列的共11条大街都宽阔笔直。在这些街道之间摆列着像整齐的菜畦似的114个坊(包括东、西二市所占的4个坊)，若不算二市占的坊，和开元十四年又取过东面两坊为兴庆宫，坊的实数为108个。郭城内除设有这些坊以外，还有作为中心区的东西二市，是寺、观、邸宅、商贾和居民所在的地方；在东市附近，因多系贵族显宦的住宅，所以市中多上等商品；商贾大半集中在西市，因此贸易较东市繁荣得多。
唐长安城的外郭城北墙的一小段遗址在今西安北城外约半华里多的铁路小学以西附近；还有南墙的一小部分在西安市西南郊山门口村附近。
据《隋书地理志》所载：“开皇三年，置雍州城，东西18里，115步……”这东西的长度正和唐皇城的东西长度相同，可见“雍州城”即隋“大兴城”、唐“京城”。又《长安县志》卷11，关于长安县名字方面的记载：“晋，雍州，京兆郡长安县，东西63里，南北33里。”南宋程大昌著有《雍录》(长安县志)10卷，因长安即古之雍州，所以名《雍录》。由这些记载看，长安就是古代的“雍州”。
汉、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城市。特别是唐长安城，布局严整，街坊井然有序，白居易曾描写这方面的情景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当时面积比现在西安城约大五倍多。由于大唐帝国军事的胜利，经济文化的发展，长安城成为中世纪亚洲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
繁华的唐长安城经过安禄山之乱，受到严重的破坏，到唐代末年，唐昭宗李晔的宰相崔胤(清代雍正皇帝名胤祯，所以当时写历史的人为避讳就将崔胤改写为崔允)召盘踞在河南开封的节度使朱温(即朱全忠，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到长安保卫皇帝，而朱全忠于天祐元年(904)正月，强迫昭帝迁东都(洛阳)。自驾车由长安出发后，他不但下令拆毁宫室和城内所有的建筑物，还逼散和虏迁了城内的居民，把拆下的建筑材料，组成渭水浮筏，转黄河运到洛阳。从此，使千载名都长安化为废墟。据《旧唐书昭宗本纪》载：“全忠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徹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秦人大骂于路曰：‘国贼崔胤，召朱温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由此可看出当时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以及用武力拆毁人民房屋、迁移他乡的悲惨情景。唐亡后，由于政治、经济、地理和西北少数民族势力日渐壮大等多方面的原因，长安失去了都城的地位。
据《长安史迹考》(日本足立喜六著)中说：“昭宗天祐元年三月，改称地名为‘佑国军’，任韩建为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在驻防长安大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期间，对长安城进行了改筑。”当时城大人少，不易防守，所以放弃了原来的外郭城(居民商贸、手工业、场坊、寺院居住区)与宫城(皇族居住区)，仅留皇城(百官办公的衙署)加以改修，成为一个新城。这座新城，就是从五代到元代的长安城。
关于新城的构造情况，在《长安史迹考》上说：新城南面，依旧利用唐时皇城南墙全部，并在它东部增筑了一部分，锁闭了原皇城南墙正中的朱雀门，留下南墙东边的含光门，和西边的安上门，明清将此门叫永宁门(即今南门)，唐、元、清都未变更其位置。含光门在元朝以前已锁闭，具体时间不明。新城北面除去宫城北墙，在宫城左右由北第二街的路线上另筑城墙(北城墙)，在此墙中央新筑元(玄)武门(明朝移元武门改名安远门，即今北门)。新城东面，则以皇城东第二街为界，另造东墙，移原皇城东墙的“景风门”于东(由唐时的位置约东移5000尺)为其东门(明清将此门叫长乐门，即今东门)，锁闭了原皇城东墙北头的延喜门。新城西墙，利用皇城西墙全部及宫城西墙的南半部，西门仍用皇城的顺义门(明、清叫安定门，即今西门，唐、元、清三代此门的位置未变)。这个新城的规模久经风雨，至今仍没有很大变化。当时新城的南门与北门，并不是直对南北，若由中间看，北门偏西。由于西安城是根据唐末新城的规模而修筑的，所以除城的内部排列有显著变化外，城郭及四门位置(除北面的元武门)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在明洪武初修造西安城时将北门迁移与南门正对的位置。
唐以后长安城名称的沿革大致如下。
五代(907—967)：
后梁(907—923)，太祖朱温开平元年(907)改京兆府为州，设大安府。
后唐(923—936)，庄宗李存勖同光元年(923)复建西京，改大安府为京兆府。
后晋(936—946)，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936)取消西京，置晋昌军。
后汉(947—950)，高祖刘知远乾祐元年(948)改晋昌军为永兴军。
宋代(北宋由960—1127)：
宋太宗赵光义(995—997)至道三年(997)置陕西路。
宋神宗赵顼(1068—1077)熙宁五年(1072)置永兴军路。
金代(1115—1234，相当于宋徽宗到南宋理宗赵昀时期)：
金熙宗完颜亶(1135—1149)皇统二年(1142)改永兴军路为京兆府路。
元代(1262—1368)：
元世祖忽必烈(1262—1294)，按《长安志图》(卷上)载：“中统元年(1262)立十路宣抚司置治(京兆府)于此(今西安)。三年(1264)立陕西四川行省。”
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1264—1294)的设置，至元七年(1270)改为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至元十六年(1279)改京兆府为安西路。至元十七年(1280)复改为陕西四川行中书省。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于皇庆元年(1312)改安西路为奉元路。
元代将唐末韩建改筑的新城名奉元城(即京兆府)。城外还另有一座安西王府城，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九年封第三子莽噶拉木为安西王以后修建得很壮丽的王府，在今西安城东北约3公里处，东距浐河仅2公里多，当地农民称为“达王殿”，又称“斡尔垛”(蒙语，有宫殿，城郭或行宫的意思)。
元奉元城，《咸宁县志》据元李好文著《奉元城图》考定：“旧景风街即今东门大街，旧安上街即今南门大街，旧含光街即今长安含光坊。通政坊、广济街、马巷、府学、开元寺皆迄不改。报时楼即今鼓楼。钟楼即今‘迎祥观’(这里所谓‘今’是指清初西安府城而言)。”从原图上分析：奉元城显然是沿袭了唐末韩建改建的“长安城”，宋“永兴军”等城的规模，城内官署、寺院以及街巷名称有部分变换，但城垣规模并无改变。
明代(1368—1644)修建西安城的情况：
1368年，朱元璋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了明朝。次年(洪武二年)派右丞相徐达攻克奉元，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因奉元路以前名安西路，按这个意思改称西安。安西、西安二字颠倒，但仍都显示着希望西方安定的意思。这就是今天西安得名的开始。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认为陕西的西安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很重要，为了防御西北的敌人(元朝残余库库帖木耳的势力)，必须在这里驻扎重兵，所以要把西安作为重镇。因此在太祖洪武(1368—1398)三年(1390)四月，封他的二儿子朱樉为秦王，同年七月命修秦王府。为了护卫王府就必须重新修筑原来狭小残破不全的城池。
洪武三年初次开拓城墙。经过规划，在洪武七年(1374)开始正式筑城，洪武十一年前完工。前后筑城时间约有七八年，正式筑城也达四年左右。这个城距今已有580多年。当时扩大并增修的城墙，除西、南两面仍依韩建改修的长安城，(即元奉元城)的位置外，东、北两面则向外扩展了约1／4。据《陕西通志》记载：“洪武初，都督濮英增修，城周回40里(是加满城14华里，接近40华里的一个大数说法)，城墙高3丈。门四：东曰长乐，西曰安定，南曰永宁，北曰安远，四隅角楼四，敌楼98座。”西安城的规模较明王朝的首都南京(明代开始建都于此)和北京都小一些，但由于是军事重镇，墙非常高大、坚固。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五年(1526)，巡抚王盖重修了四座城门楼。明穆宗朱载垕隆庆二年(1568)，巡抚张祉为了加固城墙，再给城墙板土外面砌了一层青砖。明思宗朱由检崇祯末年(1644)，巡抚孙传庭又在四门外修了东西南北四关(即郭城)。至此，今西安城的规模已完全具备。明初扩建以后的城墙，根据以后的测量统计：东西长7里余，南北长5里，城周为二十四五华里(这是清光绪十九年测量的数字)，城四周方向直线建立，东西略呈长方形。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厚15～18米。城墙原来宽窄不一，清乾隆四十六年以后毕沅补修时，将城顶较窄处折刨另筑，过宽的剥去松土，使城墙成为坚固的统一整体。四门各有同样的门楼三重：内正楼、外箭楼，再外叫闸楼(又称谯楼，也叫炮楼)。四个城门最外面的闸楼及楼下到箭楼的围墙，到1929年，因年久失修，先后全部毁坏。现存的正楼、箭楼四周占总面积9748.37平方米，四周砖城高15米，宽14米，中心空间统称瓮城(或称月城)，瓮城的用意是，如在敌人攻入第一、第二道城门，就会受到瓮城上面居高临下的箭、枪等武器的杀伤。除南门瓮城箭楼下无门洞外(门洞分从瓮城左右开)，其他三门箭楼下各有穿门洞。东西两城门在瓮城内两边城墙上还开有门洞，唯北门瓮城两边墙上没开门洞。两楼下各有拱券形的门洞穿过，门洞高宽各为6米，深各为19.5米。以木为主结构的正楼，长40.26米，面宽17.3米，11间，进深2间，高32米，“歇山式”，外观为重楼，3层檐，4角攒尖式，周有回廊，檐下及平座均施斗拱。箭楼是以砖为主的结构，长52.35米，面宽11间15.5米，进深2间，4角攒尖式，正面屋顶下1层檐，下分4层楼窗，各12道，总共48道，左右各3层，总共9道，楼背面3檐，均施斗拱，下有回廊。城周交接处各有角台1座，各台上有角楼(西南城角不像其他3个城角是方式，而是圆形的，上面的角楼以后改修成了魁星楼，20年代还残存)；南门至东南城角偏西处也有魁星楼1座。敌台(也叫墩楼，称“马面”)98座，台上建有敌楼，敌台伸出城墙12米，宽20米，高与城齐，每座敌楼原筑房3间，叫作卡房，便于兵士驻守，民国以后拆除，两敌楼相距120米。垛口5984个。它们共同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所有敌楼在抗日战争前已全毁，至今所有城垛已全毁。城上海隔40～60米处有一砖砌溜水槽，水槽倾斜向内镶实成上下直形，水顺下流入水道，排水非常便利。全城水槽是清代毕沅补修时安砌的，对以后保护城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多颓毁。
西安城自明洪武后，经明、清两朝先后有过多次的修葺。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四年(1570)修葺城墙时，将原来土城外皮砌砖，对以后巩固城墙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以前，陕西曾有过四次地震，其中嘉靖三十四年(1555)最大的一次地震，西安“房屋大半倾坏”，城墙城楼也损坏不少。因此隆庆四年提出“务缮浚堑，用戒不虞”。西安城经过这次大规模的砖石补修，大为坚固。明末崇祯九年(1636)，巡抚孙传庭为了防御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又筑外郭四关土城。西安城在清朝统治期间，共有过12次重要的修茸：顺治六年(1649)筑满城；顺治十三年(1656)，补修城墙；康熙元年(1662)，补修城墙与鼓楼(据《咸宁县志》记载：“该年淫雨七十日，城垣、署多圮。”)；康熙三十八年(1699)补修四门城楼；乾隆三年(1738)补修城墙；乾隆二十八年(1763)补修城墙；乾隆四十六年(1781)大规模补修四周城墙及四城楼(甘肃回民田五起义抗清，陕西巡抚毕沅报请清政府重行修葺城垣)；咸丰七年(1857)补修城墙垛口、械楼、角楼；同治二年(1863)挖护城壕；同治四年(1865)补修城墙(原因不明)；同治八年(1869)以小庄、永宁庄两村并入东关门，开辟新稍门；光绪二十一年(1895)因甘肃回民起义又修城。
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西安城遭受了多次破坏。民国十五年(1926)西安曾被军阀刘镇华围困8个月之久，不断用枪炮轰击，使城垣遭受破坏不少，在东、北两门箭楼上“开花炮”弹打的痕迹尚在。抗日战争时期，城的周围被挖防空洞达千余处(在南城墙一带现在尚清楚可见)，虽在当时起了保障全市人民生命的作用，但城墙因此也受到相当的损坏。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城墙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解放后先后翻修了南城楼和西城楼，北门的箭楼也准备翻修。
西安城内的规模：明洪武十三年(1380)和三十七年(1384)，先后修建于现在的鼓楼(在北院门南口)和钟楼，但钟楼原修在西大街的迎祥观，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年(1582)巡抚龚懋贤迁钟楼于今四条大街会合点的位置，以钟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辐射出去，构成现在西安城内街道布局的基本规模。今东大街大致就是唐皇城的景风门街，南大街大致是唐皇城的安上门街。原来唐末韩建修的四门并不对称，到明代修的这座西安城四门才成对称的布局。由于北门和南门略偏西，所以城的东西两部分不完全相等，同时从地形上看，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利于防守，东门偏南和西门偏北，造成东大街向南弯曲和西大街向西北弯曲形势。
明代末年在西安城外，还筑了四郭城，关于它的情况另文叙述。
清统治的200多年中，除对保护城墙和修理城上的建筑物做了一些事情，西安城内很少建设。仅是：(1)把西安城内的东北隅(约占城内1／4的地方)划为满族居住区，叫作驻防城，在这个区域内，将明秦王府地址改为八旗教场，教场(即今新城)四面有些巷道，尤其教场东边的巷道较多而整齐，住着满族人。在满城内，还有些庙宇。在八旗教场外面西北方不远处修有将军署。(2)清初拆毁了明秦王府城内的建筑，用这些材料修建了城内东北角的广仁寺(喇嘛寺)和东门内西北角的东岳庙，并重修了位于西大街的城隍庙(原为明代建筑)。(3)拆毁了明代的承宣布政司府，修了藩台衙门的库堂(遗址在今北院门以东)。
清代结束后，西安城内最显著的变化是，辛亥革命使满城几乎化为废墟。到了1921年，西安围城以前，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第一次驻陕时，在旧满城废墟的东部(今东二路以北)圈了四方形一大片地方，四面各修一段高墙，墙中间有个大拱门洞，门额上有“民乐园”三字，两边各有一小拱门洞，空地中间修了一座能容纳数百人的礼堂做讲演之用(即驱逐戴季陶之处)。此外，还修了一些铺面门的平房。看来当时冯玉祥想创办一个向群众宣讲旧道德和基督教义的地方，兼有各种游艺、商店的小市场。但当时西安城内东部的人口少，交通不便，这儿离城西及西南角人口密集的地方又远，所以并未繁华起来，后来这里只有些小贩及收旧货与碎铜烂铁的小商。在火车通西安的前夕，划东城为新市区，人口逐渐增加后，在“民乐园”这块地方有个“鬼市”，出售的物品颇杂，大致每早四五点钟，卖者与买者齐集该处，最多时约有四五千人之多，这种交易处直到西安解放后才取消。解放前这里还有许多妓院，同时在东大街的“开元寺”(今解放市场)和五味什字附近的小保吉巷也都是妓院集中的地方。本来在民国初年(或者晚清)，钟楼北面一段街道(今西一路口外)的东西两边就开设有“鬼市”，也和以后民乐园的鬼市一样，都是摆地摊卖东西，天亮前点着灯做生意，天明后就收摊子。这里出售的有很值钱的珍贵古董玩器和金玉首饰，有古旧的著名字画和古本书籍，有旧而精致的木器家具，也有半新的衣服、鞋帽、生活用品和碎铜烂铁，等等。
此外，民国十一年九月，在原满城东部中山门内新城坊(大致在今东三路附近)创建了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为张典尧先生，到民国二十一年，有孤儿469名，抗战期间迁移到翠华山附近，解放初还在。民国十九年在中山门内灾童教养院内成立有华北慈善联合会，过后几年取消。
火车通西安前夕，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安”的口号，实际上是为了东南的官僚资本向西北发展和加紧镇压革命力量，所以在1928年，将原满城区辟为新市区，西安市政府在这里规划道路，拍卖荒地。1936年前后，官僚、资本家就在新城北门外的北新街附近，陆续盖起了“一德庄”“四皓庄”(尚平路以东)“五福庄”“六谷庄”(尚平路以西)以及“七贤庄”(北新街以东)等新村。成为当时西安城内最阔绰的住宅区和街房。并以尚仁路(即今解放路)为中心，东西两边从南到北划分为现在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路。解放前这些路都叫“崇×路”，例如“崇孝路”(今东一路)、“崇悌路”(今东二路)、“崇学路”(今东三路)、“崇礼路”(今东五路)、“崇耻路”(今东八路)等。从东门往西到东大街炭市街以东划分有南北向的“尚勤路”、“尚俭路”、“尚仁路”(今解放路)、“尚德路”等由北城墙根通东大街的道路。因此，西安的地皮价格迅速猛涨。1927年前，满城的荒地大约卖三四个银元1亩，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后，涨到一二十元1亩，在官僚、资本家与本地的财主及做投机生意的巨商竞争抢购之下，每亩地价猛涨到几百元直至千元以上。西安通火车后，新市区的东半部逐渐发展为工业区，当时西安的小工厂和作坊有64家，设在新市区的占25%以上。若再加上火车站附近的10家(包括规模大的大华纱厂、西京电厂和秦丰烟草公司)，新市区及其以北的工厂(实际与手工业作坊一样)就占了40%以上。新市区的房屋和人口当然迅速增加，这里很快繁荣起来了。
辛亥革命后到未通火车以前这一阶段，西安的城墙没什么变化。只是南门的箭楼(外面那座城门楼)在1926年围城时，驻军不慎失火被焚毁，1911年辛亥革命战役中北门城楼被炮火击毁外，东西城楼和箭楼都依然如故，但所有的角楼和敌楼都没有了，城垛也全没有了。
西安通火车后，由于人口增加，在东城墙中间开了新城门，名中山门(即小东门)，南城墙的偏西段开一新城门(即小南门)，取名井上将门(为纪念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这两个新开的城门上面都修有简陋的房子，在西城的偏北段开一新城门名玉祥门(为纪念冯玉祥而命名)，北城墙东段，对着火车站开了个小城门名中正门(国民党为纪念蒋介石而取名)。西安自1927年以后到解放时，在旧有的四个城门和新开的这几个城门口，日夜都有国民党军队站岗，搜查行人、车辆，翻箱倒笼，不仅往往趁搜查抢去钱和金银首饰，而且还常讹诈勒索，甚至随意捕人。
至于西安城内的街道，民国初年废除了满城南墙，将原来在这南墙外从东门到钟楼的顺城巷拓宽，新修了一条当时最宽而直的街道名东大街(1927年以后曾取名中山大街，但至今人们仍叫东大街)，它的宽度至今未变，至于其他南、西、北三条大街辛亥后依旧。这四条大街以钟楼为中心交叉点，经过四个门洞，通往东、西、南、北。当时钟楼四面紧连着街道的商店。抗日战争期间，车辆行人增多，原有的门洞已不能适应，便拆除了四面挨着钟楼的房屋开成盘道，而将原来的四个门洞封闭，解放前反动政权在其中挖了半地下室，做过临时刑讯革命人民的监牢。
解放后城门方面的变更：西安市发展迅速，现在(按1980年的数字)市区人口从解放前的40多万增加到146万，连新城、碑林、莲湖、灞桥、未央、雁塔、阎良等七个区和所辖的长安县算在一起，面积为2295平方公里，人口已增到270多万。原有的几个城门已不够使用，除将老西门、东门周围都开成环形道，将老南门、北门的东西两边都开了两个门洞外，又陆续开辟了几个新城门(在城墙开的大豁口)：(1)在南城墙方面，在墙东段建国路南端开了个豁口(70年代开的，没城门)；由此往西开辟了北通火车站南达大雁塔的和平门(1954年开的)，修有4个城门洞，没城楼；再往西，在端履门街以南柏树林街南端开了一豁口；在老南门西边不远，东升街(过去名太阳庙门)的中段(保吉巷南口外)开了一个豁口；更西，原有的小南门(勿幕门)仍照旧通行。离此门西边不远，又开了一个出城的豁口，对着解放后新建的陵园路。(2)在西城墙方面，将原来狭小的玉祥门拆掉，开成大豁口仍叫旧名，并在这里的城河上用钢筋水泥修了坚固的大桥，是很繁忙的交通要口，2路、3路电车和10路公共汽车往来都经过这里。(3)在东城墙方面，在东墙的北段东2路东口开了大豁口，4路、5路电车和几路公共汽车通往东郊、东南郊和东北郊，原来的小东门(中山门)仍照常通行。(4)在北城墙方面，在老关庙(莲湖路西段)北端墙上开辟了颇宽大的豁口，这原来是在抗战期间，人民为了避免受轰炸便于往城外逃，只挖了能通过一个人的小洞口，但解放后，北郊陆续建设了些工厂、学校、机关和家属区，所以将原小洞口开辟成大豁口叫小北门，同时修宽了街道，从这里往返城外的车辆行人络绎不绝，已成一条交通要道。在老北门以东(火车站东)也开了通城外的大豁口。以上这些交通口都没修城门洞。
西安的街道方面，解放后，除将原来的四条大街修成水泥路面，并将所有的小街道逐步都铺成沥青路面外，对于有些小街道还程度不同地拓宽了些。此外，在城内北部，从西城到东城新开辟子一条和东、西大街平行的东通灞桥西连西兰公路的街道，街两旁植的三排树(杨树、槐树和梧桐)都已高大成荫，这是目前西安市最宽、最长、最美丽的大街。这条街以北大街为中心，北大街十字西边的一段名莲湖路(拆了原来的王家巷和其西的莲寿坊，并填了莲湖公园北湖北边的一部分)，出玉祥门直往西到汉城路，由此分叉，折往西北通三桥、咸阳；折往西南通户县。北大街十字东边的一长段名西五路，横过解放路十字再往东的一段名东五路，由此出新开的东城门(大豁口)直往东到灞桥纺织城，再向东北折往东到临潼县华清池。这条运输很繁忙的东西交通要道是现在西安市的大动脉，有2、3、4、5几路电车和几路公共汽车来往，交通很便利。
解放后，在旧城内建设了许多省、市机关、团体、企业办公大楼，许多省、市、区的医疗机构，许多中学、小学、幼儿园和许多影剧院，几处百货大楼、大百货商场和一些餐厅大楼，等等。此外，对于绝大多数的旧商店房屋进行了改建或翻修，还陆续建设了许多住宅楼房。解放后更多的新建设在旧城外，大致是南郊为文教区，东、西、北三个郊区属工业区。
这个长安古都过渡到现在的西安市，在漫长的岁月里，虽有过闻名于世界的灿烂文化与繁荣，但也有长期苦难辛酸的经历，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到清末(1911年)，咸宁“城关户1430，人口63461”，长安“城关户10439，人口48167”，两县合计人口仅11万多。据民国十三年以前的调查，全市总人数约为20万。其中回族人数不足1万，尚有满蒙族人及外省、外国人若干。经过围城和数年大旱，民国廿年六月调查，共总只约有108000人。民国廿年九月调查，全市总人数为25463户，114149人。可见自唐亡以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经过1000多年，长安是处在长期停滞状态中。解放前，人口方面虽有显著增加(近50万人)，但西安市是一个阴森恐怖、贫穷落后的消费城市，“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到处有乞丐(即如一家小饭馆门口，每日乞讨的就有百余人之多)和垃圾堆。当时生产非常落后，一般人民的生活很艰难；加之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特务密布和兵痞流氓横行，善良公正的劳动人民在黑暗的深渊中呻吟呼号。
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西安市也和全国各地一样获得了新生，见了太阳，恢复了青春。解放32年来，西安市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市区面积由解放前的13.2平方公里扩展到100多平方公里。现有工厂企业1600多个，产业工人约40多万，新建了钢铁、机械、电力、建筑材料、化学、纺织、电讯仪表等许多工业部门。日用工业生产品，如铝制品、钟表、缝纫机、棉纺织品、中西药品等也发展较快。文教卫生事业相应地有较大的发展，例如高等院校由解放前的四所(西北大学、师范专科学校、商业专科学校、医学专科学校)已增加到21所，中学由13所(大多是私立的)，到1980年增加到420所，学生277400多名，新建中等专业学校27所，有小学778所，学生244600多名。全市有28个影剧院，60个俱乐部(放电影、演戏)，21个专业剧团，1个电影制片厂。现在有区(县)以上的医院60所，职工医院26所，工矿、企业单位的卫生所450多个，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19000人。新修建了兴庆公园(在唐兴庆宫遗址上)、劳动公园(在西郊电工城附近)、儿童公园(在西大街西段贡院门旧址)、纺织城公园(在灞桥东纺织城)和规模壮观的动物园(在东郊苗圃路)，在城内，扩建了革命公园和莲湖公园，总面积100多公顷。解放初修建了自来水厂，彻底清除了多少年来人民饮用涩苦井水的局面。道路也扩展了很多，改造和新修的沥青路、水泥路有440多公里，为解放前的6倍。市面流通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约有500辆(解放前没有电车、只有约十几辆小型公共汽车)。
解放30多年来，西安市已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新兴的工业城市。此外，西安曾是世界闻名的古都，城内外有许多名胜古迹，解放后进行建设中又出土了大量举世罕见的历史文物，如近年来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殉葬物陶兵马俑(像真人、真马一样大，已建成秦俑博物馆)，有的国家元首看了说：“这是世界第一，比埃及的金字塔还珍贵。”去年(1980)还发现了殉葬的四辆铜车马和铜人，形象栩栩如生，艺术水平极高，又是世界上罕见的珍宝。这些古迹文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和华侨来西安参观访问，例如去年(1980)接待外宾3882批，39654人。
现在，西安是全国重点旅游地区之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西安市过程中，需要力求保护古城风貌，继续保护、整修和恢复名胜古迹的原状，使新老建筑互相协调，以有民族风格又富有时代精神为好。据有关方面的同志说，在保护古城的传统格局方面，首先要体现唐城，在南郊唐长安南城墙(可能指的是唐京城的外郭城)开辟道路并种植林带，以显示唐长安的宏伟规模。拓宽唐城(皇城)的中轴线——由唐宫城南的承天门至皇城南朱雀门的承天门大街(今南、北广济街)。以一环一线为主要格局，联系唐代的著名寺院(如慈恩寺、荐福寺)、宫殿(如大明宫)、商场(东市和西市)、游览胜地(如乐游园、曲江池)。其次，要保护四座城门的城楼、钟、鼓楼和城墙，以显示明城。此外要保护明、清两代的一两条街道的建筑。并且保护和绿化汉城遗址，在该处建设公园。这些计划的逐步实现，西安将变成更加雄伟壮丽的城市，这就大有利于发展旅游事业(不冒烟的工业)，从而会更增进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也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