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门(安定门)内西大街西头路北往东走不远，有一条不长的半截街，根据明代的衙号“贡院”而取名“贡院门”，往里走，北头就是明、清的“贡院”。
贡院是明、清两朝的考场，每三年在这里举行一次乡试，考中的叫举人。封建时代皇帝开科取士，说“邦国举贤者于王”，考取人才好像各地给皇帝贡奉名产一样，所以叫贡院。每到会考之年，各州府县都有被举荐的生员(秀才和武生)到省城赶考。在清穆宗载淳同治以前，陕西、甘肃两省各县的“生员”都到这里来考试，考取后便成了“举人”。自同治元年回乱平息后，甘肃也设立了考取举人的地方，陕西的贡院只有本省各县的秀才和武生来考。
据《西安府志》上说，贡院为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年间(1450—1456)佐布政使许资奏请朝廷修建。其中有几十排矮席棚，分为很窄小的若干房间，便是考棚，叫做“号舍”(民国时，当我在中学读书期间，仍把宿舍叫“号舍”)，每名考生住一间这样鸽子笼似的地方，在这里绞尽脑汁做八股文章，吃饭、住宿。考生来西安考试，被褥、衣服、笔砚，乃至碗筷、茶具都得自带。进入考场时，怕考生携带什么参考资料(当时叫“夹带”)，有差役让脱去鞋帽遍身搜索，就像对待囚犯进监牢一样。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四年(1518)巡抚王荩、巡按郑气氛重修，将原来的席棚“号舍”全换成木料的，又增加了数百间，筑了一丈多高的内外围墙，墙头上安满了棘刺，表示内外隔绝，考试很严格，不能舞弊。并引通济渠的一派(此渠入城后流入地下砖渠，分三派)从广济街北流，过迎祥观，折而西过永丰仓(西仓)前入贡院到五星楼下(俗称魁星楼，民国初年此楼尚在)。嘉靖十九年(1503)巡按张光祖在中间修了“明远楼”，北为“至公堂”，又北为外帘，又北为“聚奎堂”，又北为“主考厅”(考院内主考官住的大厅)，五经房(考官阅卷的地方)列左右。清圣祖玄烨康熙五十六年(1717)，布政使萨穆哈增修了南号舍，清世宗胤祯雍正元年(1723)巡抚噶世图继续修建换成瓦房。据《续陕西通志稿》卷6中，记载着道光十年朝邑刘学宠捐银46000余两再修贡院的事，有碑记载说：道光十一年(1810)，是乡试期，十年九月朝邑县生员刘学宠及其侄子振清、际清和照清(他们都有功名)捐银负责增修贡院号舍及可修的一些工程，到了考试期，各项工程已竣工，刘氏便将进行的工程和用费上报验收：补修旧号舍7008号，增建号舍1482号，前回廊98间，号尾茅房108间，砖砌号内隔墙108堵，增修了望楼4座，改修明远楼1座，至公堂卷棚5间，精白堂5间，门内增建卷棚14间，门外迥廊30间，点名官厅4座，协房8间，大门外砌石路140丈，号外，砖包围墙240丈，其余细工不计，计用银46440余两，生员刘学宠又呈请，愿再捐银17000两，除补助本年及以后科场不足经费外，以增加关中书院灯、火的费用。这件事经过层层上报，皇帝知道后下谕嘉奖，刘学宠给予道员职衔，刘际清同比以本职再给予纪录三次，刘照清给予运同知衔，武举刘振清不愿议叙，皇帝赐给“乐善好施”四字，给银3000两使自建坊。经过几十年后，清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巡抚邰亨豫重修，清德宗载湉光绪三十一年(1906)科举停，贡院遂取消，这里改成“总工艺厂”，宣统元年改为咨议局。清光绪二十八年编了新军，驻地在今飞机场附近，辛亥革命时，起义军(新军)从西门进城后，旗兵将军文瑞吓得就是从这里逃回了满城的。
贡院后有古迹“莱公祠”，据《长安县志》卷16记载：“宋代寇莱公祠，旧志(旧县志)：在旧京兆掖庭街西有莱公园亭，后为寺，今(清)在贡院之后，祠中有石刻诗”，“安众寺在城内西北隅。本寇莱公花园，后改为寺，内有莱公祠”。寇准(961—1023)字平仲，世人尊称为寇莱公，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他19岁中进士，20岁任知县，31岁任参知政事，后封莱国公，宋真宗赵恒时，他为宰相，经历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四帝，是三朝为官元老，也是北宋一位比较著名的政治家。他为人刚直严明，在皇帝面前，从不阿谀奉承，看风转舵。当时民谣就有“欲得天下好，无如招寇老”，可见他是颇得民心的。真宗景德元年(1004)，契丹南侵时，他反对王钦若等人南迁的逃跑主义，促使真宗亲往澶州督战，并从中周旋，与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后来他被诬陷，屡次受贬谪。当他死后灵柩从南方搬回来的时候，群众“皆设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纸钱”，对他表示深切怀念。陕西人为了纪念他的德政而修了“莱公祠”。
清代贡院占地面积颇大，清末时，在这里设有“咨议局”，辛亥时，从西门进城的起义军，分别占领了巡抚衙门南院(南辕的讹音)和城内制高点之一的鼓楼，旗兵将军文瑞就是从咨议局(今儿童公园)逃回满城的。在贡院东部清末设有陕西实业司(官衙)，民国十年左右改为实业厅，在当时实业救国论的口号下，该厅于民国十二年举办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工业(实际是手工业)博览会，唱了几天大戏，广为宣传。实业厅后面，清末办有贫民教养所，辛亥后停办，民国十二年(1923)实业厅利用这个旧址办了蚕桑帽辫传习所，所长名张子甲，招收青、中年妇女，自费，学制为半年，设有养蚕、编有花的草帽辫、织花边等科，还有国文、算学、习字等文化课。我母亲那时已30多岁，她从没上过学，但在做家务以外已识了些字，她总想学点什么本事自食其力，于是她要住这个传习所，该所嫌她的年龄大不收，经她一再恳求总算入了学，虽写字较困难，但养蚕很有经验，竟像老师一样能指导别人，花草帽辫也编得好，所以结业时成绩较优。可是那时候无论什么学校的学生毕业就是失业，何况这种短期传习所毕业的女学生，当然是没有生活出路的，她们只好仍回家当家庭妇女。
在贡院的西部，即今儿童医院所在地。民国初年实业司司长张光奎(社会名流)办有用机器磨面的小“粉面厂”(当时不叫“面粉厂”)和“纸烟公司”，由于资金缺乏不久就停办了。解放前，这里住有国民党军官总队。
1926年10月中旬，冯玉祥率领国民军来陕解了西安的城围，国民联军驻陕总局(即当时的陕西军政府)由于右任、邓宝珊分任正副司令，当时西安的政治形势很好，1927年初在贡院西部开办了一所中山军事学校，中共党员史可轩(史宗法)任校长，邓小平，刘志丹同志是政工等方面的负责人。大部分学员都是各地党、团员或由地方党组织推荐的进步青年，也有招考的。
贡院内的东部(今东早慈巷)，清代末年办有“健本学堂”，现在名“东举院巷小学”。
贡院内北部，清末办有西安府实业中学，同时还为长安县办有规模小的实业小学。辛亥革命后，因北部这块地方植有很多桑树，所以将原来的实业中学和实业小学停办，改为西北大学的农科(当时西北大学的法科和政治经济科设在老关庙和万寿宫，在这里后来成立了“陕西省陆军测量局”，现在是“地下水工程队”办公地址。当时西北大学的印刷所设在西五台)。民国二年又将西大农科改为省立第三中学(在东枣刺巷，大门朝东)，1927年初，杨明轩同志任教育厅长时，将城隍庙后街的省立第一中学合并入省三中，名省立第一中学，解放后改为西安市42中学。在前贡院的北部分除有中学校外，民国年间，还设有省建设厅，抗日战争结束前，蒋鼎文任省政府主席时，将省政府和民、财、教、建各厅都迁入新城。
贡院的“至公堂”为科举考试阅卷处，这座房屋在贡院内算最大的。它前面的“明远楼”，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这里设了“民众教育委员会”，1930年取消。大约在1930年前后，将贡院的东南部和中部地方改为建国公园，其中除植了些树，没有什么建设，由于没人经管，解放前一直很荒凉。解放前，曾一度在贡院内一部分地方设有西北工学院预科。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北工学院”从陕南城固县南山(巴山)“古路坝”迂回关中咸阳，校址在已停办了的“陕西酒精厂”地方。
60年代初，将原建国公园改为儿童公园，大加建设，有用奇形怪状的石头垒的假山和曲折的山洞，有设备齐全的儿童运动场，有植满各种花卉的花坛，有绿茵如毯的草坪，到处都是花树和风景树，这里不但是儿童们的乐园，成年人也爱去游览，尤其国内有几面“哈哈镜”最能吸引人，有的镜子把人照成扁的，胖而矮，有的却把人照得瘦而长，无论是孩子们或成年人谁去一照，都会笑出眼泪来。
迎祥观
在《陕西通志》和《新长安县志》中说，据明孝宗朱祐樘弘治(1488—1505)年间尚书王恕(陕西三原县人)撰写的迎祥观碑记中载：迎祥观在城内广济街(北广济街)东，清按察使署之西，由唐“景龙观”改为此名。景龙观创建于唐中宗李显景龙二年(708)。按苏灵芝写的老君应现碑上说，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李隆基梦见老君向他说：“我是你的祖先，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地方，你派人去寻找，我和你在兴庆宫相见。”李隆基醒后觉得很奇怪，即刻命尚书张九龄和道士萧裕等人到处去寻访，后来在周至县东南20多里处黑水上游，田峪川附近的闻仙谷中找到了一尊三尺多高的玉石老君像，他们进献玉像的那天，玄宗亲自在兴庆宫迎谒，并供在殿内，第二天玄宗将老君玉像送到景龙观大同殿内安置，仔细瞻仰，和他梦中所见完全一样，玄宗为纪念此事将“景龙观”改名“迎祥观”，并在发现像的地方建了一座“会灵观”。又《西京记》中说，唐睿宗李旦景云二年(711)将天台山道士司马承正召到迎祥观负责庙务。
迎祥观建起后，多年失修。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三年(1343)，安西武靖王为道士杨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