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西新街的面貌记录于下：
(1)西新街路南由西往东的情况
西口旁边，今年秋天，靠旧邮电局的墙，搭起简易平房，开设一个“知识青年商店”。进西口，路边的平房内，是电讯局为本单位待业青年办的“西安长途电讯局劳动服务公司无线电修理部”。往东到尚朴路北口一段，是旧邮电局和50年代后期修建的报话大楼的北墙。“西安长途电讯局”面北的大门就在北口。
由尚朴路北口外往东，到新城广场西边的一段，全是旧平房。其间有“清真长青餐馆”(待业青年办的)和集体所有制的“西安乳胶制品厂”“西安市百货公司包装回收复用站”“新光喷漆综合厂”“西安车灯厂汽车篷套车间”“西新街食堂”。
西新街东口外往南，是一条靠新城西墙根的小路。这里西墙的一段已毁掉。墙基和原来墙内的空地连成一片平地，解放后至今，这里修有大公厕。公厕的东南是“新城剧场”。最近将公厕拆掉，在这大块空地。上将修建“西安市少年宫”。在小路西边沿上有几间平房，是新开设的“文古斋字画阁”小铺，揭裱古今名人字画，揭裱复制中堂、对联、手卷、册页、推封屏条等。
新城西墙的南头，残存有约70多步长的一段城墙。看来约有3丈高，墙根约两丈多宽，顶端约一丈多宽。这段城墙的西南角外，有一条东西向的窄巷名“新城南壕”，巷内往满了人家。
尚朴路北口外往东，到西新街东口一段，临街都是平房。街后边往南到“新城南壕”一大片都是低洼地。在潮湿的地面上，密集着高矮不齐而简陋的平房院落。
从西新街东口直往东，穿过新城广场。是在新城原东墙根(东墙在解放后拆掉)的东新街的西口。
(2)西新街的路北由西往东的情况
路北的西口内，是一些高低不整齐的平房和一座二层高的小楼，楼里有：“西安新城锅炉水处理服务部”“陕西省锅炉水处理协作联络处”“一机部七院生产实验西安锻压机械厂业务接洽处”和“西安鼓风机厂业务接洽处”等单位。紧东边是前几年新修的平房大院，为“西安市第二市政工程公司第一工程队”。再向东是“西安市第30中学”。
30中学的校址，原是北大街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的地皮。抗日战争初期，在这里修了几间简陋的平房，成立了“基督教女青年会”。
1940年，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基督徒)，在这里倡办了社会福利事业“托儿所”，收2～3岁的幼儿30名左右，继而扩大范围，办成“幼儿园”，收3岁至学龄前儿童，共有幼儿数十名。制度是白天入托，晚上接回家。家长出伙食费及少量保育费。这个幼儿园直办到解放初。1954年，政府将女青年会的幼儿园，迁到北大街原圣公会(解放前是圣路中学)地址，改各“北大街幼儿园”。在原幼儿园旧址成立了“西安市第三初级中学校”。同年8月间，市教育局派胡永祺(解放前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现在是共产党员)，在这里筹建市30中学。9月间即开学上课。自成立后至今，校内90％以上的校舍，是国家陆续拨款修建的。此校现有高中班16个，初中班15个，学生1670人，教职员工115人。还有一个校办工厂，有描图、晒图、誊印、熔断器等车间，工人和管理人员共30余人。这所学校20多年来，在全体师生努力下，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取得丰硕成果。在60年代初期一个时期内，不仅升学率相当高，而月在全市体育运动会上的总分数也是第一。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30中学和其他学校一样，教职员被批斗凌辱，情况非常混乱。粉碎“四人帮”后，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由胡校长及其他负责人努力整顿，学生守秩序、守纪律、爱学习的好风气逐渐恢复，学习成绩又显著提高。现在这个学校是接待外宾参观的开放单位之一。只是校舍仍不够用，尚待继续建设。
由30中学东边到新民街的南口(端对案板街北口)，是些简陋的两层旧式楼房。60年代初，这里是“西新街旅社”。东隔壁是1900年以前修的两个平房大院，每院七间宽，现在街房仍是原样。只是院内变化大，修满了大小不同的平房，住人很稠密。再东是一间小平房，为待业青年办的“石膏工艺美术品服务部”。在这家东边临街，有解放初建设的坐北向南一幢三层高大楼。楼后有坐东向西的三层楼和一些平房。在这一建筑群内，是“西安市总工会”“西安市妇女联合会”“西安市科学技术协会”“陕西省西安市科学用品服务社”和“西安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五个单位。
这些单位的紧东边，原是新城的破烂西墙。解放后，为了建设已完全拆除。50年代后期，在墙基及其两边的空地上，修起了一幢坐北向南、外形美观的五层高级机关办公大楼。楼东侧有一条往北去的大路，路口挂着“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两个牌子。新城残破的东墙，解放后拆除了大部分。在原墙基和附近的空地上，修起了和西边对称样式相同的漂亮大楼。楼西侧也有一条住北去的大路。在东、西两幢办公大楼这条线以北，解放前有几所省级机关办公用的平房大院，解放后，陆续盖起了几幢办公大楼，是省各机关所在地。最北部(在新城北门内)有一座30年代初修建的雄伟华丽的大楼(解放后重新整修过)，俗称“黄楼”。其中有领导干部的办公室和漂亮的会客室。常有国际友人在这里拜会省上的领导人。从省政府范围这条线以南到新城南墙，约占新城总面积1／3的空地，叫新城广场，北端有东、西二观礼台，中间是主席台。文化革命前，广场是举行纪念“五一”“十一”和其他庆祝活动大集会的地方。广场的西南角，解放前修建有一座简陋的礼堂，解放后改造成一座能上演各种戏剧的剧院。60年代初，在东南角修建一所能做报告用的平房会堂，实际上这里是个展览馆。
新城原东墙外，是跟西新街对称的东新街，东口在解放路。除西口内路北到尚德路南口的什字这一段全是“人民大厦”的范围以外，路北的东半段和路南全是平房。其间是住户和少数小商店。没有大的建筑。
8．西一路
今“西一路”的西口，在北大街的南段；东口在新城南门外南新街的北段。此路的位置当在唐代皇城北部第三横街的东段。当时在街北有“率更寺”，街南有“都水监”“光禄寺”等衙署。
清代，在“满城”西墙内这条东西向的小巷中段路北。有座清代修的规模较大的“武庙”(满城东部还有一座武庙)。以庙命名此巷为“武巷”(即今西一路的西段)。
武庙内除供奉关云长外，还供有24位全国民族英雄神位。如岳飞、赵云、郭子仪、郭侃(郭子仪后代，征西有功)等。像这种关岳庙之类的寺院，虽然也带宗教意味，但已不属宗教范围，而属纪念性质。对于值得敬仰的人物，本着生为忠臣义士、死而为神的道理当做神来祭祀，与乱臣权奸形成鲜明对比。这座武庙因以祭祀关羽为主称“武庙”，意思是与祭祀孔子的文庙并列。辛亥革命后，为了表彰民族英雄岳飞，所以改称“关岳庙”。将原武庙巷改名关岳庙巷。但人们仍习惯地叫武庙街。
清代，武庙巷以北不远，有一条东西向的短巷名“二十家巷”(辛亥革命后已泯灭)。巷南的西口内，有一座小“关帝庙”(当时“满城”内有七座关帝庙)，庙紧东是大块空地。再东在“案板街”(清至今未改名)北口和武庙街东口的拐角上是一座“玉皇庙”及其以北的空地。武庙巷东口外，是几条不规则的东西向短巷和一些空地。若以武庙巷的西口往东画一条直线，巷的东口正在清“八旗教场”南门外大街(今南新街)西侧的“二十家巷”的北口附近。
辛亥革命后的武庙街虽仍较窄，但由于民国初年修了戏院(今易俗社)后，逐渐热闹了些。抗日战争前，将这条街直往东开始，穿过南新街，往东经过炭市街北头，到解放路南段止，取名“西一路”。解放后，将此路扩宽、修整、铺成沥青路面，修了人行道并铺上砖，植了槐树。现在“西一路”全长大约1417米，宽大约6米多。从西一路的东口外，横过解放路，是东一路的西口，东口在东城墙根。
(1)“西一路”路北的情况
路北的西口内，有民国初年修建的以木为主要结构的二层简易楼房12间，曾是些小商店。解放后，小商店消失。旧楼房经补修住了人家。现在除有一家回民开的“油茶麻花铺”外，其余仍都是住户。东邻有所小学，解放前叫“武庙街小学”，解放后改名“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这所小学原来在今省文化局范围内的西部(即武庙范围内西部)，规模小，校门也颇小。1960年后，政府将小学西边原易俗社社长李约之的住宅买下，给小学使用，校址遂往西移至现在的地方。经扩建，现在学校临街的有24间平房及校内的若干平房。现有19个教学班，两个育红班(入学前的预备班)，840名学生，教职工46人。
小学紧东到尚朴路南口这一段，现在是“陕西省文化局”地址。这里就是上述清代的“武庙”。原来有三进大殿，周围有些平房。解放前，除庙范围内的西部属“武庙小学”外，其他地方住的是国民党的军官总队。解放初，延安的“西北文艺工作团”(成立于1940年)迁来这里。整修了些旧房又增添了些平房。原有的三座大殿做练音乐和排戏的地方。1953年，将这个文工团改名为“西北歌舞剧院”，进入歌剧、歌舞艺术专业化的阶段。由于事业的发展，除在武庙这个地方新建了大排练场外，并在北大街建设了自己的演出阵地——人民剧院。西北大区撤销后，剧院归西安市管。1963年改归省上管，又同陕西省乐团合并，改名为“陕西省歌舞剧院”。院以下设三个团：歌剧团、歌舞团和乐团。从那时以后，剧院创作演出了歌剧《保卫村政权》《战友》《如兄如弟》《白阳寨里的早晨》《攻坚战歌》《兰花》，舞剧《秦岭游击队》《边区生产歌》《革命民歌五首》《老两口比干劲》《花儿与少年》，管弦乐《三湾之春》，钢琴协奏曲《南泥湾颂》等具有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的音乐、舞蹈节目，也排演了国内流行的中外作品。文化革命前夕，在本市南郊文艺路，为陕西歌舞剧院建设新地址。将原地址划归省邮电系统使用。文化革命期间，又将省文化局由新城迁来至今。 1980年起，文化局在后院东部(临尚朴路的南段路面)，修建两幢五层高的家属宿舍楼。拆掉原武庙的大殿及一些平房，于1981年修建一幢漂亮的中间六层、两边五层的办公大楼。
“尚朴路”的北口在西新街，南口在西一路的西段。在南口内的路东，过几家矮破房，往北不远，有一条通到新城南门外南新街的一条东西巷，名叫“南长巷”(解放前至今名字未变)。此巷西头的北边，原有一院三进深的高大平房，这是“西安事变”前后，地下党员杨可均同志(已故)的家。事变后，杨明轩同志领导的“西安教育界救国大同盟”的一部分同志在这里办公。我在这里参加过刻印文件的工作。现在已找不到这所院落。现在“南长巷”的路北，全是新、旧平房院落。在这些平房背后，有近年内新建坐东向西的、坐北向南的几幢五层居民楼。路南都是平房，这些房后边，是西一路东段某些单位后院新修的几幢坐北向南的五层楼房(包括蔬菜盐业公司后院的楼)。
尚朴路南口外，是西一路的东段，这段的路北，全是较好的平房。由西往东，有“西安市蔬菜盐业公司”和这个系统今年为职工子女就业开设的“青年副食门市部”。紧东邻的平房深院内，现在是“西安市新城区少年宫”(端对着案板街北口)。在民国初年，这里是“中华圣公会”的地址。民国十年，圣公会迁到北大街后，这里是什么单位不清楚。解放前，这里住的是佛教会。往东，解放前至今，都是平房大院。其中一个大院的大门内，有一座小二层楼，较讲究的面貌至今未变。50年代，这里住过西北影片发行公司，60年代初迁到南郊的新址。还有一所大院(现在门牌是195号)，50年代后期，住过“苏联影片西北发行处”，经理名叫斯道良尔斯基。当时李敷仁同志生前和我，都在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曾被邀请来这里做过客。这里以东是些简陋的平房。其中有的已被拆掉。目前正在修建五层高的大楼是“西安市纺织工业局供销处”和它的职工宿舍。往东过几院平房，是近年内修的四层高的“省百货公司”家属搂。西一路东口内的路北，新近才修成了一幢六层高的大楼和挨东口外新修的四层高大楼连在一起，是“陕西省百货公司”。
(2)“西一路”路南由西往东的情况
路南临西口，有一家“红光饭馆”。门面不大，生意兴隆。口内几间楼房以东，是“西安市政治协商委员会”。清代，这里有座“关帝庙”(大致在政协大楼南)。辛亥革命后，从庙西到北大街，庙东到案板街，庙东侧往南到东大街路北，这一大块地方是空地。民国初年，被陕西第二任督都陆建章划在他要修建的“霓春园”(有演安徽戏的剧场和游艺场)的范围内。大约在民国五年左右，易俗社买了原关帝庙以东和以南的大片地方，便从盐店街迁来新址演出和办公。几十年间，大片地皮为易俗社所有。解放初，在易俗社以西，修了一座东西长的三层楼，并在东、北、西三面都修了长排平房，是市政协地址。1980年，拆去这些平房，在挨市政协大楼北面，临西一路边修建一幢五层大楼。据说是为市工商联及各民主党派办公用的。近年来，易俗社在市政协后边，修建了四层的职工宿舍楼。
现在从市政协紧东边起，到案板街北口这一段地面，仍是易俗社的范围(关于易俗社的简况，另文附后)，西边是易俗社的办公院和民国初年修的内带转角楼的旧式剧场(解放后改造了舞台)。剧场东边临街，是解放前修的两层楼和一些平房做宿舍用，至今尚完整。今年在一部分平房内，开设“易俗戏剧用品门市部”，经营戏剧服装、现代服装、头盔道具、幕布、头面等。
民国初年至解放前，在剧场后及其以东和以南到东大街的空地上，先后曾是游艺场、易俗社分社剧场和市场。解放后，整理了旧房，新修了大敞厅，辟为“平安市场”(后改为“新安商场”)。它的北门正对尚朴路的南口。现在正在为这个商场打地基将盖大楼。
从西一路西段案板街的北口外往东，是一段平房的后墙。接着是60年代修建的三层楼房，现在是“西安市房产管理局”和“西安市建材工业局”所在地。其东，是新修建的一幢三层楼房。再东，门牌是246号，这是一所19间宽的平房大院，院内又套有几个小院，有若干平房，现在全是住家户。解放初，将这所院内的房子加以调整修理后，是“西北画报社”地址。1952年初，“西北中苏友好协会”和“西北抗美援朝会”成立后，即迁来这里。1954年下半年，西北大区撤销后，这两个机构随着取消，这里即成为住宅大院。再往东西一路的东口，有一幢近年来新建较长的5层高漂亮大楼。其中住着“西安市新城区太阳能利用所”“西安科普创作协会视野编辑部”“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公社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楼的东头，是“陕西省西安市果品副食公司”，大门开在东北角。由大楼折向南到南新街路西的中部集贤巷东口这一段，其中有设立的“西安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西安市雕刻厂营业部”和“西安市艺术雕刻厂”。
易俗社——陕西第一所戏曲学校
“易俗社”这个秦剧组织，成立于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912年)的八月间。它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艺术团体，已有60多年历史，其间有37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起初地址在西安城内西南部盐店街的顺(顺天府)、直(直隶省)、热(热河省)、察(察哈尔省)、绥(绥远省)五省会馆。创办人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的成员和社会名流。例如：杨西堂、李桐轩(陕西第一位水利专家李仪祉的父亲)、孙仁玉、李约祉、高培支、胡文卿等老先生。杨西堂是第一任社长，其他几位都先后担任过社长。
初成立时，是以“移风易俗，辅助社会教育，改良戏曲，救济贫寒兄弟”来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服务为宗旨的。
社章中规定：“社会上的名流、捐过钱的以及为社写过剧本的人得为社员。由社员选举社长，每年改选一次，能连选连任。凡捐500银元的人，可当选为名誉社长。”辛亥革命后，陕西第一任督都张凤翔既支持又捐款，被选为名誉社长。
社长均属没有工资的义务职，每月只给很少的车马费。逢年过节，社里给送点礼品，表示慰问。每逢新戏首场演出时，给送几张戏票。社长本人写的剧本，上演的前三个晚上，按当晚收入的30％作为稿费酬劳，以后再不给钱。版权为社所有。任课的教师都是中等学校有名的教师，也都是热心于社会事业不要工资的义务职。在社长和教师都是义务制的影响下，社内的职工、演员、乐队都是低薪制。没有任何人因嫌工资低而闹情绪不愿意干的。
在培养人才上，突破了旧戏班师傅带徒弟单纯学艺的方法，采取各科的教育方法。每期招收六七十名学生，三年为一期。不仅为学生教艺，还办有初等文化课的小学班和高等小学班，为学生教学文化、历史、诗韵等基础课。期终要进行技术和文化课的严格考试。毕业时考试及格发给毕业证书。此外还办有文史进修班。高等小学毕业生中的优秀生，可继续入进修班深造，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但会演戏，而且还能从事编导和剧团组织领导工作。易俗社还在盐店街时，已用上述方法严格教育学员，所以青年学员进步很快，已能正式演出，而且轰动了社会。从创办到60年代初期，招收了14期，有近千名学生分布在西北各地秦腔剧团任演、任教，起着艺术骨干作用。
当时，社里规定不上演传统剧目。社长李桐轩编有《甄别戏剧草》一书，将传统剧目分类鉴别：历史不实的不演，荒诞不经的不演，不可为训的不演，迷信的不演。(他把神话故事与迷信没分开，所以当时白蛇传也不能演。)在剧目创作上，不落于秦腔传统戏的俗套。在“移风易俗，辅助社会教育”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不断有自己新创作的剧中出现。如社里的名流、学者李桐轩、高培支、范紫东、孙仁玉等，配合当时祖国内忧外患深重的形势和新思潮的需要，编了很多新戏。如宣传爱国思想的《山河破碎》《还我河山》《文天祥》《史可法》《三知己》《双锦衣》《太平天国》《英雄泪》《韩宝英》《夺锦楼》等；反对暴政的清代装束戏《一字狱》《颐和园》等(清装戏中有些衣帽、珠子等都是当时老先生们捐献他们祖先用过的实物)；反映当时社会情况，反映旧习惯势力，移风易俗等方面的有时装本戏《人月圆》、折子戏《金莲痛史》《卖但是》(算卦骗人的事)、《白先生看病》《白丁修书》《三回头》《小姑贤》《柜中缘》等。
在用人才方面，易俗社能够做到“兼容并蓄”，广泛吸收。从不以新办剧社而排斥老艺人，反而吸收了民间名艺人陈雨农(原是演花旦的。我在西安中山大学时，演《孔雀东南飞》，他是导演)、赵杰民、麻于红、木匠红(名刘立杰，是著名老生演员刘毓中之父)、晋福长等为教练。又能向京剧等兄弟剧团学习，受到欧阳予倩、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肖长华等京剧艺术家在剧目、化妆、锣鼓以及表演艺术上的交流指导，使秦腔艺术在革新创造上开辟了新道路，并于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文雅严谨”的“易俗风格”，深为广大观众所传颂。
当时易俗社学生的名字，是按“中华民国”和“易俗”这六个字起的，一直延续了多年。如第一期学生中唱做俱佳的老生刘毓中、闫振国，文小生沈和中，武小生路习易，花旦刘箴俗、刘迪民，三花脸马平民，大净李可易，青衣高治中，等等。
易俗社在信仰和社会关系上，跟当时的旧戏班子不相同。本来中国戏剧的创始人，应该说是唐玄宗李隆基。他不仅善律，又酷爱乐曲。据传说，玄宗在皇宫自己住的大明宫西北角的梨园(另一传说，梨园在南郊大雁塔以东某处)内，设立乐部。挑选男女乐工数百人，由他自己带领，练习西乐曲。在教习过程中，他对每个人的演奏都听得很仔细。声调稍有差错，就立即纠正。平时奏乐，玄宗常自己击鼓，领导众乐，既任班长又兼教师，精心指点。从此称为皇帝梨园弟子或“梨园子弟”。梨园子弟演奏的乐曲繁杂。很多优秀的传入民间，终于奠定了我国戏曲开始的基础。所以后世将演员称为“梨园子弟”。此后，在古代歌舞、俳优、百戏、角抵等表演艺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到12世纪才逐步孕育形成了我国的戏曲。宋杂剧与金院本已是戏曲的雏形。稍后，在北方流行的金、元杂剧，有许多著名的戏曲作家(关汉卿、王实甫)和艺人，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形成一个高峰，而且正式在三面是空的(为更多的观众看戏方便)戏台上演出。明代已上演大量传奇作品。清代各种地方戏曲更是蓬勃发展。我省古老剧种秦腔也是随着戏曲发展演变而来的。但是由于五代时，后唐庄宗(即唐庄王李存勖)很爱戏曲，他本人又善演三花脸角色，所以后世至解放前，所有旧戏子(包括木偶戏)都误为唐庄王是戏曲的创始人、老祖先。于是每个戏班都供奉一个“庄王”神像，这是一个像婴儿那样大的木头人。就是演戏时在怀里抱的那个木头小孩。而易俗社没陈规陋习，不供奉“庄王”神，当时只尊儒教信奉孔夫子。每年和各校学生同样到孔庙去祭礼。当时旧戏班都必须参加行会组织，而易俗社自成立后，从不和旧戏班的行会发生任何关系。
民国初年，陕西督都陆建章刚卸任离开西安，他的儿子将官产“霓春园”(为陆建章创办)范围内的地皮、剧场及房屋，全部卖给易俗社。大约在民国五年(1916)，这个社迁到武庙街(今西一路)。这里地方很大，北至今西一路，东至案板街，西至北大街(包括今市政协大楼后的空地)，南至东大街，今新华书店大楼紧后边。占地总面积六十多亩。以后易俗社在剧场后边空地上，修了露天剧场，经常演出。将剧场以东和以南的一些空地，出租给小商和摊贩营业，形成了一处小市场。
每逢农历的正月，露天剧场白天演戏，耍高跷(俗称柳木腿)，芯子社火。市场上还有耍把戏、拉西洋镜的。夜间放焰火、盒子灯。所以这里白天晚上都是人山人海，非常热闹。
由露天剧场和市场向东南，开了一个大门，通往案板街。(今尚在)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在露天剧场看戏时，经常起哄闹事，使戏演不下去。有一次一些士兵竟然放枪，趁人们乱挤时，抢走了一些观众的自行车。由于受惊的观众过于拥挤，在南边出口处斜坡地方(今钟楼电影院门前)，踏死了十几个人。而军队嫁祸于易俗社，从此露天剧场不得不停演。于是将全部空地出租给私人，允许盖很简易的房子做生意。便形成了解放前小生意集聚和小吃食店最多的市场。
解放后，易俗社将地皮从私人手里收回，归集体所有。1960年，将商场全部交市上商业部门经营管理。除几家小杂货铺和饭馆外，修建一座国营大商场。
自易俗社迁到今西一路新址后，扩建了舞台，台上增设了转台(下面用人力推动)。修理了剧院内的转角楼(当时妇女只能在楼上坐)和楼下的场地(坐男人)。池座两边设站位。由于服装新，布景好，所以每天的日场晚场，上座率都高。比当时其他几个旧戏院的生意好得多。
易俗社不仅在西北有名，而且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剧团之一，引起了文人和戏剧界的很大重视。
1924年，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时，看了易俗社演出的新编爱国历史戏“双锦衣”前后本，对这个新型剧社给予了鼓励。除捐赠自己的讲学金外，还题写“古调独弹”四字匾额。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学兵团俱乐部的话剧队，发展为“一二·一二”剧团。团长张寒晖(张寒晖是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当时担任西安第二中学教员)在易俗社剧场演出王林同志编写的话剧《在火山口上》(当时王林在东北军工作，现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
解放后，1951年，根据周总理指示：“一个地方选一个条件好的剧团，收为国有。在戏剧改革方面作为示范剧团。”“易俗社”被改为国营。西安市文化局副局长杨公愚同志(对秦腔有研究)兼任社长十几年，努力于秦腔编导的改革工作。1952年，易俗社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1953年，易俗社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并多次赴本省各地为工农兵演出。
在近来十多年时间里，还编排和演出了一批现代戏，如《红梅岭》《刘胡兰》《西安事变》《白龙口》等，都深受群众欢迎。
1962年，市文化局将“三意社”“尚友社”和“易俗社”合并成“秦腔剧院”。院以下分三个团：易俗社为一团，三意社为二团，尚友社为三团。这时二、三团都用国家拨款修了新剧场。由于这样的改组产生了很多矛盾，所以一年多以后，“秦腔剧院”宣告解散。分开后各剧团恢复了原有名称。
文化革命中，造反派将“易俗社”改名为“战斗剧团”。文革后期，又将“尚友社”和“易俗社”合并，取名为“秦腔一团”。“三意社”为“秦腔二团”。“五一剧团”(原属部队，文革后期交给西安市)为“秦腔三团”。粉碎“四人帮”后至今，易俗社仍用旧名。将原“尚友社”改名“秦腔一团”，原“三意社”改名“秦腔二团”，原“五一剧团”为“秦腔三团”。
文化革命后，易俗社继续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工作不断在改进。除恢复和整理了本社原有的优秀传统剧目外，还编写了发生在陕西的革命历史剧。如《西安事变》《白龙口》(地下党在临潼地区掩护刘少奇同志的故事)等。这些戏在西安和北京上演时，博得了各界观众的热烈赞扬。
现在省上已给易俗社拨专款，将在平安商场北门以东，拆去旧房，新建一座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剧场。现在搬迁工作已经开始。
西安“中华圣公会”和“红色牧师”
西安“中华圣公会”是基督教的组织。会址，民国初年在西大街桥梓口以南某巷内(可能在盐店街)。后来迁到今西一路西段，案板街北口对面的今“新城区少年宫”地方。民国十年(1921)，基督教徒冯玉祥将军担任陕西督军时，对于圣公会大力支持与协助。该会在北大街南段以东买了些地皮。同时有在南院门巷经商的富商李某又捐给了些地皮。从此圣公会占的地址，是西至西大街，南至今西新街(今西安市30中学的地方)，东至新民街，北至今北大街幼儿园以北。于是该会便由西一路西段迁移到北大街南段东边。
1923年，圣公会筹办中学，校名叫西安中学。因为是圣公会办的，所以人们称为圣公会中学。教室办公室是瓦房，宿舍食堂是草房，设备简陋。开始预科(即中学的预备班)以英文课为重。收的学生不多，收的学费多。有钱家庭的孩子才能住得起。学制为新式三三制(旧学制为四二制。即中学4年，相当高级中学的预科2年；三三制，即初中3年高中3年)。经费来源有三个途径：(1)收学费。(2)向西安大绅们募捐。(3)圣公会补贴。
该中学正式开办后，只招了约100多名学生，以后没有继续招生。1925年，上海“五卅”参案发生，西安的工人、学生、商人也以罢工、罢课、罢市和游行示威行动，响应“五卅”运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怒潮汹涌开展。圣公会非常惊恐。基督教总会遂命令中华圣公会停办该中学校。加之办学经费困难，不得已于1925年暑假，宣布停办。学生们反对，虽然进行了多次斗争，但是到底无效。于是学生纷纷转入省立第三中学和成德中学等校。有些学生英文程度好，考上西安邮局工作。也有少数富家子弟赴外地上学。
该中学创办时，校董中较著名的人有普化人、董健吾校长。他们都是思想进步的基督教徒，有“红色牧师”之称。二人情况是：
普化人，江苏省苏州人，基督教牧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上海入党。1924年，在西安圣公会任牧师时，暗中宣传进步思想，拿苏联照片革命小册子让学生看。1925年，圣公会的“西安中学”停办后，他仍在西安办教会业务。大约在1927年后，和冯玉祥熟识，担任过冯办的“农村自治办事处”处长；还在冯的部队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当时冯知道他是“赤化分子”。冯离陕后，他也离开西安到上海，在地下党工作，化名张沛霖。1934年，在上海被捕，判刑八年，押在南京监狱。1936年，经冯玉祥将军设法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营救出狱。回到苏州原籍，他继续干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为新华社翻译文章。在五台山打过游击。
解放后，普化人先后担任北京外语学校校长、北京外语学院院长、中国救济福利总会会长、内政部宗教司司长等职。1977年，逝世于北京，终年94岁。
董健吾，上海清浦人(一说是浙江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一所贵族学校)毕业，为全国中华圣公会的牧师。来西安在圣公会任传教师时筹办中学，任校长职。1925年，中学停办后，他和几名学生从渭河坐船出潼关到达上海，在圣约翰大学任教。据说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来过西安。解放前，受我党委托，在上海开办一所幼儿园，收养无人管理的革命烈士的儿女。解放后，任上海市参事室的参事职。
圣公会办的私立西安中学，存在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在思想进步的领导人影响教育下，学生跟其他各校学生一起，积极地参加了反帝的“五卅”运动，是难能可贵的。例如该校的马骥云和马翼云兄弟二人，都是激进人物。听说马骥云后来在贺龙元帅部队里干革命。
大约在1928前后，在原校址(今北大街幼儿园)，开办私立“培德小学”，但是到抗战初期就停办了。抗战初期，河北省的潞河中学，迁来西安东关。不久，迁到北大街圣公会地址内的东北角，大门开在新民街。抗战开始的第二年，城内省立学校纷纷外迁。可是由潼关外逃难到西安的人，不断增多，因此需要上学的孩子也增多了。适应这种需要，于是私立学校有所发展。潞河中学改名为圣路中学，并扩充了班级。主要靠学生的学费维持学校一切开支。
解放初，该校迁到西五路西段原私立“右任中学”地址。不久被国家接收改名“西安市第四中学”。后来迁到后宰门原石油职业学校地址。即今“西安市第四中学”。原圣公会旧址，即今“北大街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