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院
1.现在的“北院”在唐代皇城中的位置
为了考究“北院”和“北院门”的位置，首先要略述一下唐宫城与皇城的情况。
唐代沿用隋“大兴宫”，改名为“太极宫”，它在后来修建的“大明宫”西部，因而又称“西内”。“太极宫”南面的正门名“承天门”(位置当在今莲湖公园范围内)，门外与皇城之间的东西横街宽300余步(1500多尺)，东出皇城的“延喜门”，西出皇城的“安福门”。这条街实际是一个广场，将宫城与皇城(即隋之皇城，也叫子城)隔开。关于皇城的形势，在日本人足立喜六著的《长安史迹考》中引用《长安志》卷7中对唐皇城的记述如下：“皇城，东西5里115米，南北3里140步。南面三门：正南曰朱雀门，东曰安上门，西曰含光门。东面二门：南曰景风门，北曰延喜门。西面二门：南曰顺义门，北曰安福门。城内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其间并列台、省、寺、卫(都是官署)。承天门外横街之南，有南北大街曰承天门街(东西广百步，南出皇城之‘朱雀门’)。”从地图上看，以承天门大街为中轴将皇城分为东西相等的两部分。自两汉以后，直到宋、齐、梁、陈时期，在隋唐做皇城的这个区域都住有人家。隋文帝时，认为在宫阙之间住老百姓不方便，于是皇城内只列官府，不让杂人居住。
据《隋大兴、唐长安城内坊里、官衙、王府和寺院的分布图》和《唐长安城探测复原图》(即解放初西安市城郊的地图)相对照，现在北院的位置，当在承天门大街东边，宫城之南的第二横街之北“左卫”官署内占西北方大部分。关于“左卫”的解释，在足立喜六著的《长安史迹考》中叙述唐代官署的部分，有一段是：“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领军卫。这八卫，各以大将军为长官，职掌统领宫廷之警卫。各卫所用服制旗旌互异，依其地点之所在而任警卫。”
北院现在的四止：北边靠“八家巷”(在唐太极宫南墙外东西横街南边沿的位置)，这个名字由清代沿用至今。东边，在清代设有官署(下面另述)，这些官署的东边现在是西安市交警大队住址，再东临北大街。西边是“麦苋街”。南面是“北院门”等。
2.北院的史迹
据《西安府志》卷九中记载：“巡抚部院署(即今北院)在府(西安府)治北，明宣德七年(1432)建，嘉靖二十一年(1542)巡抚赵廷瑞增修，复导通济渠由西垣入，东垣出。清康熙二十四年巡抚鄂恺重修。四十一年，清圣祖皇帝玄烨赐抚臣鄂海‘邵棠郇雨’额，‘百二河山歌保障，三千礼乐辅经纶’联。”这里从清代初年起多年来一直是巡抚署，名北院(今市政府所在地)。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巡抚叶伯英才移驻前总督行署(叶重修总督行署名南院，成为巡抚部院新署)。腾出来的北院地方，开办了“关中大学堂”，三原县的于右任先生就在这里上过学。
行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攻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农历九月初四(阳历10月26日)仓皇逃来西安避难，先住南院总督衙门，护理巡抚端方认为北院巡抚衙门的房屋较多，可以将关中大学堂停办，作为慈禧和光绪的住所，遂奏明太后，加以修饰作为行宫，慈禧与光绪便移住于此。于是当时的北院成了全国的行政中心。草草修理了的行宫内，只有“终南仙馆”种植些花木，东边有一楼，匾额上写着“悠然见南山”，水池上有“堂”，题名“小方壶”，这两个匾额都是从前巡抚毕沅所题。慈禧在西安仍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光每日伙食费竟达200余两银子，给陕西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慈禧和光绪在西安住了近一年之久，跟随逃难来的许多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也都在北院门一带租房居住。各省进贡的银两、物品也纷纷运到西安，相应地迅速成立了大商号、银号，形成了这一带畸形的繁荣。
慈禧于1901年离开西安后，行宫空着，按规定皇帝住过的地方任何人不能使用。后来藩台樊增祥因在这里请了一次客，遂被清廷撤职，声言永不叙用，后经宰相张之洞说情，一年后樊才又被启用，给了三江布政司(长江南、北、安徽)的官职。
“四来堂”：“北院”内的东院北部有五间大厅名“四来堂”。这是桂林陈文恭(字宏谋)任陕西巡抚时，为纪念他的母亲曾四次来陕而题。
“笠僧楼”：“北院”内后院有一座三间宽两层高的旧楼房，是陕西督都陈树藩囚禁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字笠僧)的地方，人们后来为纪念胡，便将这里称为“笠僧楼”。事情的经过略述于下：
民国七年(1918)十月中旬，反对军阀的靖国军出兵渡过渭水，胡景翼进入渭南的固市镇，渭南守将姜宏谋(陈树藩部下)原来和胡是结拜弟兄，胡想劝姜加入靖国军共同反对军阀，姜表示愿意“开城投降”，胡就单骑进城接洽收编事宜，不料姜氏父子是诈降，胡受骗当场被扣留，解到西安向陈树藩献功，陈便将胡囚于“北院”后边一座楼上。陈对胡极力拉拢，常以盛宴女色相诱惑，并派清代举人毛俊臣(毛昌杰)给胡讲书。胡也假装消极，表示不愿有所作为，念佛、习画，过去流传的有一幅胖佛坐像画，相传为胡景翼所绘。陈树藩对胡表示不究既往，劝他写信招降自己的部队，可是胡在信中写下暗号，表示自己决不做投降将军，胡的部队也就推举支队长岳维峻代理司令，拒绝投降。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由凤翔回到兴平防地，陈又指使靖国军内奸李栋才谋杀了井，割下首级送往西安向陈献功。到了民国九年(1920)三月，南(孙中山为大元帅)北(北洋军阀政府)讲和，同年北洋军阀直皖两系分裂，奉军许兰洲也离开陕西东归。六月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段祺瑞被迫辞去国务总理职，陈树藩一贯依靠皖系，靠山既已垮台，他感到处境危险，于是不得不释放胡景翼，想藉此以联络陕西人(陈树藩是陕西安康人)企图自治。同年六月胡自省城(西安)回到三原县，又继井勿幕为靖国军总指挥，继续干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
3.辛亥后的“北院”
辛亥革命推倒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初，先后的督都张凤翔和陆建章都住在“北院”，民国十年冯玉祥来陕任督军时也住在这里。
1927年上半年，国共合作时期，在“北院”设立过中山军事政治学校，驻陕总部的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史宗法)同志任校长，许权忠任该校大队长，邓小平(邓希贤)同志任教官。教的是“俄军编制”课。此校大部分学员都是各地党、团员或由地方党组织选派、推荐的进步青年，也有通过一般招考进去的。不到半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冯玉祥动摇后，命令把这个学校的学员从渭河坐船开赴洛阳受训，但全校人员到临潼的交口镇上岸，想到北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不幸到富平美源，史可轩被害，学校遂散。此后“北院”为省政府所在，历任省政府主席都住在这里。
西安事变前，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住在“北院”，这里还驻扎着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的宪兵队，事变时，西北军的部分军队在“北院”大门外东南角现在的市32中学校长马景华同志家的房顶上，架了机关枪向北院开火，一部分攻入北院缴了宪兵队的枪，揪出了邵力子。
抗日战争期间，这里仍为省政府所在地，蒋介石嫡系蒋鼎文以及曾任过38集团军司令的孙蔚如(陕西人)任主席时都住在“北院”。抗战后期，省政府移到新城(原来是绥靖公署所在地)。1942年，蒋鼎文为了培养他所谓的“政治干部”，在北院开办了“政治学院”，校长为徐逸樵(现全国政协常委)。1944年，王捷三任教育厅长时，继续办这个政治学院，其中设有“特教训练班”。听说当蒋介石五次“围剿”红军时，在江西就办过这种“特教训练班”，它是从教育方面训练“反共”人员的机构。在西安办的这种班，专收沿边区封锁线一带各县的人(经过反动派挑选的)来受训(据说与反动派训练“特务”不同)。此外，在抗战胜利前夕，陕西省商业专科学校初建时，校址在北院门(现市政府内)，后迁至青年路东段(原名梁府街)，校长先后为李伯恂、甄瑞麟。
解放初，“北院”为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地(管委会主任为贾拓夫同志)，以后为“西安市人民委员会”，首任市长是方仲如同志，副市长为杨晓初、张锋伯、陈式玉等同志，以后继任市长的有张策、刘庚和时逸之等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市人委改为市革命委员会，1979年改为“西安市人民政府”，时任市长是王真同志。
二、“北院门”及其两边街道的史迹
1.西华门
“北院”的大门外，东边有一条东西街(位置在唐皇城内“左卫”的范围内)，在清代名“西华门外大街”，现名“西华门”，西口在北院门街，东口到北大街西华门什字，通“西新街”到“新城广场”。“西华门”，从清末民国初到1926年围城前，是公开杀人、枪毙人的地方，俗话说“在西华门推平头”。现将这条街的变化情况略述于下：
“西华门”街的路北：
按“清代西安府图”上看，晚清时，在“西华门外大街”的路北，从“北院”的东边往东依次设有：“官书局”“箭道”“抚标中军参将署”(清宣统二年，此署改建为“劝业道署”)、“北路保甲局”“先贤张子祠令”等官衙和“八家巷”的南段。“八家巷”南口外再往东没有设什么机构。以上清代的一些设施，辛亥后都没有了，大部分地方后来基本上并入了“北院”。
“军法处”：辛亥后，北院为督都府，张凤翙是首任督都，在府东边“西华门”东口内路北设立了“军法处”，以后虽然换了几任督军，但这里仍一直是“军法处”。这个地方有一个旧式不宽大的砖砌大门，看起来既不阔气也不威风，但里面有若干平房是监狱和杀人的地方。1926年11月29日西安城围解后，于右任担任司令的驻陕总部仍在这里设了“军法处”。1927年“四一二”之后，特别是“七一五”，冯玉祥与蒋介石在郑州开会，冯投降背叛革命之后，在冯军统治下，一度的红色西安又转入黑暗时期，反动势力极为猖狂。例如1927年冬至1928年6月，中共男女党团员王德安、方鉴钊、徐九龄、任礼等9人被活埋，全省大逮捕，“西安军事裁判处”(原军法处)几乎人满之患，仅乾县一地被逮捕(押解)到该处的就有30多人。军阀宋哲元(冯的部下)任省政府主席，继续积极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进攻，千方百计破坏党的地下组织，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镇压群众运动，陕西党的地下组织常遭到破坏。1928年11月的一个晚上，陕西党、团省委遭到了一次大破坏，党、团省委负责人差不多全被宋哲元逮捕，当晚都被押入宋哲元设在“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看守所内。被捕的地下党省委有李子洲、刘继曾、曹志仁、徐梦周、蒲克敏等，团省委有李畅英(大章)、程士诚、马云藩和刘映胜等。后来李子洲同志死在西华门的狱中。
1930年，杨虎城任陕西主席时，这里是“西安绥靖公署”的“军法处”，关押犯人。我的同班同学吕剑人和曹受祉二同志就在此处被押过。1934年旧历正月中旬，敌人将曾武装暴动而失败了的共产党人王泰吉同志逮捕押送到这个军法处审讯。虽经利诱威逼，严刑拷问，但王坚贞不屈，1934年3月4日在这里从容就义(被绞死)。解放前，在“军法处”这个地方先后设过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和保安司令部执法处(附设有押犯人的“看守所”)，这些反革命机构有逮捕人、处决人之权。抗日战争期间，祝绍周任省主席时，以禁大烟名义经常用“拉拉车”(无篷的胶轮马车)装一整车所谓“烟犯”拉出去枪毙，解放前著名的民主人士杜斌臣先生就是反动派以“烟犯”罪名拉出去游街示众后枪毙的。解放后，这里先是市公安三处，后是公安五处，再后是消防大队、交警大队所在地至今。
“助产学校”：在1917年前后(民国五六年间)，“北院”东边有宪兵营驻地。1932年前后，在这个地址设了“助产医院”，以后产院迁走，这里改为助产学校，解放初，该校迁到新城北门外，以后又迁往宝鸡，数年后撤销。
解放前，“北院”东隔壁曾设有“田粮处”(今这个地方包括在市政府内)，处长名张子俊，本省户县人，解放后为莲湖区政协委员。
“西华门”街的路南：
“教育司”：在清代，路南的西段是“督粮道署”的后墙，此外，从《清代西安府图》上看再没什么官衙。辛亥后，督军署设的“教育司”先在城隍庙后街(即今市25中学地址)，民国二年(1913)迁到“西华门”路南的粮道巷北口外西边后来的省立医院(今中医研究所)地址。民国五年将“教育司”改为“教育科”，迁到省长公署内(在今社会路)。同年，督军陈树藩在原“教育司”旧址设立了“军医处”(军医行政机构)和陆军医院(业务机构)。
省立医院：1930年，杨虎城将军任陕西省主席时，在前陆军医院旧址创建了“陕西省立医院”，大门仍朝南，1936年前，该院的门才改向北开在“西华门”，首任院长是王季陶(王是杨虎城的医务处长)，继任是石介人、郝旭承、薛健、李赋京、张乃华(从1941年任职到1949年西安解放)，1949年5月王季陶重任院长。解放后，这个医院改名“陕西省西安医院”，西北大区成立后，改名“西北人民医院”，1954年大区撤销后又改名为“陕西省立医院”。1955年该院迁入南郊黄雁村新建的院址，叫院部、第一门诊部，西华门旧院址叫第二门诊部。1960年，该院改名“黄雁村医院”，专成为干部医院。当时省卫生厅副厅长景辛农(名中医)倡办了“中医研究所”，起初设在许士庙街(文化大革命中改为“红湖街”)原西安卫校的旧址，1962年，中研所与省医院第二门诊部合并。1964年“黄雁村医院”名字取消，又恢复了现在的名称“陕西省西安人民医院”，此时中研所与第二门诊部分家，省医院的工作人员全回黄雁村本院办公。至于在西华门的原址全归“中研所”使用。由于该所的医疗任务日渐加重，医务人员增加，近三年来已将部分旧房拆除，新建了一座七层高的漂亮大楼，内部设有若干研究组，是现在西安市研究中医方面较大的机构，用新式医疗器械检查病，中医药治疗，每日门诊病人颇多。
2.“大皮院”
“北院”大门外紧西边一条小街的南口，清代名“麦苋什字”(今已取消)，由此往北即今“麦苋街”，再北是莲花池街。麦苋街口外往西的一条街名“大皮院”，这是回族同胞居住区，没有商业。“北院”西墙外的“麦苋街”和“大皮院”都在唐皇城承天门大街之东，第二横街之北“门下省”的位置内。在《长安史迹考》中说：“门下外省”，以侍中的长官，辅佐天子，统揽大政，故侍中常近侍天子，拜令敕命也。职是之故，门下省建于官城内，其在皇城，则在外省。”
“大皮院”路北的东段，清代有一所“两广会馆”，现在是“团结小学”所在，主要是为回民同胞的子女上学方便而设。
此外，清代有个“曾公祠”，据《咸长两县续志》中记载：清光绪八年在大皮院敕建了“曾公祠”，此人名曾圣颜，广东人，咸丰七年任陕西巡抚时，很清廉公正，严惩贪污，严逐娼，禁赌，修城，铸炮，加强城防，力行保甲，整顿城内治安，积粮备荒年，在陕西两年百废俱兴，陕士民追念、感慕不已，联名请建立祠堂，每年致祭。此祠现已不存在。
路南的西段，有“清真寺”，较化觉巷“清真大寺”的规模小，现在里面的房屋一部分为民办工厂所用，一部分为“团结小学”分校。礼拜堂已破烂，附近的回民不去该寺做礼拜。
路南的东头，原来有属佛教会的红*会慈善机构，后撤销，助产医院迁入这里，1962年，产院并入“西安市中心医院”，原址由“西安市教师进修学院”使用，进院的原校址(是后宰门西安私立培华中学的校址)交中心医院使用。文化大革命中，1970年，进院停办，人员下放，校址由莲湖区委和区革委会使用，1979年，落实了中央关于其他单位不能占用学校的地址的政策后，区委迁出，又恢复了市教师进修学院，现在该院已有教职员工数十人，在积极开展中学教师进修提高业务水平的工作。
3.“北院门”街
从“北院”大门口往南到鼓楼什字北侧的一段街道名北院门，长560米、宽16米。南端有明代建筑鼓楼，北端是西安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沿街驻有10个单位和118座居民院落。有营业铺面40户。这条南北走向的街，位置当在唐皇城承天门大街以东，由北往南穿过第二东西横街和第三横街的中间。
北院门得名于清代。北院指陕西巡抚衙门，因位于陕甘总督衙门(南院)以北，称为北院。直通巡抚衙门的街道就叫北院门。是当时陕西的统治中心，人口集中，店铺林立，成为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
北院的大门外，解放前是个小广场。相传这里是北院凤穴的头颈，现在是一个椭圆形小花坛，内植有花草和常青树。由花坛往南两边，缩成一条端正的街道，街两边人行道上成行的槐树已长大，浓荫蔽日。关于这条街东西两侧的情况分述于下：
“北院门”路西的史迹：
路西由北往南，从第一个街口“麦苋什字”往西是“大皮院”，从这个街口往南走不远有一条巷，清代将它的东段叫“古京兆巷”，西段叫“羊市”，辛亥后，将这条巷统称“西羊市”，至今未变。这条东西走向的巷道，西头在承天门大街，东大半段在前面提到的“门下外省”南边沿。再南是“小化觉巷”，它在承天门大街以东的第三横街之北“左监门卫”的范围内。由此巷进去往西再往北拐，有明代建筑的伊斯兰教寺院，名“清真大寺”，近年来整修得焕然一新，现在是开放单位，经常有外宾参观。化觉巷东口外往南是一条狭小的半截巷名“鼓楼巷”。以上这些街巷都属回族同胞居住区。
过去在北院门流传着“高家的墙，马家的房，米家的金银拿斗量”这样的俗话，可见这三家在旧社会较有名气，关于他们的情况略述于下：
高家：路西有一所坐西向东临街五大间水磨砖到顶的高大瓦房深宅大院，宽大门(实际两旁的街房均属高家)，屋檐下挂着“进士第”，“天魁”“榜眼第”等之类的几个大匾额，大门外有一对各带两个斗的旗杆，是清代大官宦人家的气魄，这便是高家，为汉族。所谓“高家的墙”出名，不仅是由于房大墙高而厚，据说砖墙还是用糯米熬成汁拌三合土砌成的，非常坚固，防止盗贼挖洞(关于高家的故事另有材料附后)。
马家：回族，是“北院门”三大“望族”之一，住在北院门路西的中段，临街的房是水磨砖砌到顶的墙，七大间宽，解放前大门上挂着“大夫第”的匾额，里面深宅大院，房屋极为宽敞华美，所以“马家的房”颇出名。据传马平甫(已去世)的祖父马百龄，是清朝的武官，又经过商，很富有，置的房产颇多，马百龄死后就葬在他家的后院。马平甫本人是少爷出身，没上过大学，解放前担任过“回教协会”理事长、“清真大寺”理事长等职。由于家庭富裕，好交朋友讲义气，和政界、商界、文化界许多名人有来往。听说解放前多年，他掩护共产党员贾拓夫同志(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在他家里住过。马平甫是回族中的知名人士，解放后多年来一直是西安市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他原来的住宅正院现为“西安市莲湖区交通局”地址。
米家：也是回族，米家的房产在“北院门”路西的南段，临街的房九大间宽(现为商店所用)，米家的住宅在“北药王洞”，门前没有什么为过官的标记。传说这家的祖先在伊斯兰教方面有声望，同时是卖古董发家致富的，开有若干商号，置了一些房产，所以有“米家的金银拿斗量”的夸大传说。相传：米家祖先以“行善”“乐于施舍”出名。有一次大雪天的晚上，大门外门道里蹲了一个穷人，财主知道后立即叫到屋里让烤火、吃饭、加棉衣，此人千恩万谢，认为米家“好善”之名确不虚传。原来此人是朝廷派到外地化妆私访的一位大员，下雪之夜没处住，只好蹲在米家屋檐下过夜，竟得到米家的热情款待，回朝奏明皇帝，朝廷赞扬，给米家赏赐了若干金银，消息一传开，人们认为这家竟和朝廷有来往，就更加吹捧拉拢，提高了米家的社会地位，对于更加发财致富起了重大作用。后代坐吃山空，比高、马两家衰败得早。现在北院门米家的街房都为商店所有。
“北院门”路西的商业状况：
解放前，全西安市的青干果行和油行集中在北院门街。原来北院门有11家干、鲜果货栈，后来这里路西有三四家大干果行，是批发商，最有名的是“新昶和”果行店，经理是回民。还有几家干果零售店。所谓“干果”指的是：核桃、枣、花生、黑白瓜子、板栗、桃、杏干、葡萄干等。此外，有一家大茶叶庄名“福盛魁”，是山西人经营的，以卖“贡尖”茶叶著名，也大量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贩卖“砖茶”。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猛前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西安市开设了许多茶叶店，到处糕点铺也都卖各种茶叶，当年所谓的大茶庄已消失了。青、干果店和摊也分散设到各街道了。现在这条街路西的商店街房，除多为住宅外，开设有较大的清素糕点商店(为回民而设)及蔬菜、理发等商店。
北院门路东的史迹：
“北院门”街路东一大块地方，在唐皇城承天门大街以东的第二横街之北“左衙”和第三横街之北“左骁骑”(关于“左、右骁卫”前面已提到)，以及第四横街之北“尚书省”东半部的范围内。这里的一些衙署变迁的情况略述于下：
据《清代西安府图》中记载：“北院”大门外的东边，首先是“西华门外大街”的西口，从这里往南，清代的衙署有：
(1)“督粮道署”，原来叫“粮储道”，清光绪三十一年撤销，后改称“道署”(即“粮道署”)，现在这里东边的一条小巷仍叫“粮道巷”。“粮道署”临北院门街一带地方早已建成住宅区，其间夹杂着几家小商店。临粮道巷西口处，现在有一家规模较大出名的“北院门牛羊肉泡馍馆”是最近被市饮食公司授予“服务良好单位”称号的12个饭馆之一。
(2)“布政使署”和它紧东边的“藩库”，在“粮道署”的南面。据清乾隆时的《西安府志》卷9中记载：“布政使司署”，相传为秦穆公故府。唐为“尚书省”(在唐皇城承天门大街东边第三横街之南，相传署内有唐时的“定官石”，即陨石，现已不知去向)。在这里建“行署”，元为“行省”。元延祐年间(1314—1320)修。明洪武(1368—1398)七年改为“司署”，设僚属廨舍，十七年增修。明正统(1436—1449)八年左布政使郭坚，嘉靖(1522—1566)二十九年左布政使葛守礼继修。清顺治(1644—1661)五年左布政使刘宏遇，康熙(1662—1722)四年布政使严敏重修。广积库在大堂旁。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名玄烨，在位61年)西巡，赐布政使臣鄂洛“清慎勤”“云峰”二匾额。
“布政使司署”旧址内的变迁：“布政使司署”俗称“布政使衙门”，在今社会路，门朝南开，大门的匾额上有“百二雄藩”四字，据传唐代在陕西规定有102个驻兵点以维持地方治安，题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威镇全陕。辛亥后，张凤翙做督都时，将清代“布政使衙门”改名“民政司”，由大督都直接管理。民国三年(1914)五月，改为“巡案使署”，宋联奎(宋菊坞)是陕西文人之一，为第一任巡案使。“巡案”这个官职，是在明朝才兴起的，这个官职的官阶并不大，只是七品，与知县官差不多，但因为他是直接由皇帝委派巡视各地的，所以地位很高，即便是四品的知府，也要听他指挥。就是二品的布政使，都要让他三分。巡案主要任务是接受当地百姓的控诉，纠正行政处理的错误，对不法人士加以制裁。到北洋军阀陆建章做陕督都时，仍叫“巡案使署”，吕调元任“巡案使”。以后陈树藩任督军时，将这官衔改名“省长”，“巡案使署”改为“省长公署”。民国八年(1919)，由于渭北靖国军反对陈树藩与之作战，陈需拼力对付，而西安城内外兵力空虚，于是他呼吁驻扎在豫西的镇嵩军(属北洋军阀)头目刘镇华领兵进潼关协助他，答应刘的条件是当陕西省长，当时刘镇华的“省长公署”就在这里。西安城围解后，1927年初，于右任来陕，驻陕总司令部也住在这里。在总司令部地址内有清代修的一座“四明厅”，当时在这里设了“政治处”，惠有光同志为处长，魏野畴同志为副处长(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冯玉祥叛变革命后，1928年，他的亲信宋哲元(制造白色恐怖，大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刽子手)和后来的刘郁芬先后当主席时，都住在新城，而“省长公署”仍在原址。1930年杨虎城将军任陕西省主席时，将“省长公署”(即清代布政使衙门)改为“民政厅”，门仍朝南开在今社会路，当时厅长名邓专耀。邵力子任主席时，政府在北院，这里仍为民政厅。抗战结束前，反动派蒋鼎文任主席时，将省政府及民、财、教、建各厅均搬入新城。民政厅旧址以后为“西安市卫生处”用，处长是陕西华县人著名的医学家杨叔吉(杨鹤庆)，任职多年。解放后，这里是“西安市卫生局”，文化大革命中，市卫生局从北院门迁到西大街原市第三医院地址(三院下放安康)，原卫生局内的房屋成了几个单位的家属宿舍，临街的一部分地方现在设了一所“北院门公社鼓楼模型厂”。
清代在“布政使司署”大门内偏东处设有“布经历司”和“理向署”(这是个小衙门，专管铨叙)。
(3)在鼓楼的东北面是个小衙署，名“府经历署”，它紧东边是“库大使署”，这是“藩库”范围内南边的一个衙门。
(4)在鼓楼的东南面是“府司狱”，它的紧东边是“西安府署”，门开在西大街。
(5)在北院门街路东的中段，大致在清代“布政使司署”内西北角的位置，民国年间曾做过“省长公署”地址的一部分，现在是市32中学，这是回族同胞居住区的中等学校之一，校门前有一株古槐树，相传是明代前栽植，约有五六百年之久。由这个学校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到解放后我党对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及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干部是如何的重视(市32中学的创办与发展另写附后)。
“北院门”路东的商业状况
过去，路东由北往南依次：有一家“王芳林痔瘘专科门诊部”，据说这里治疗痔瘘的药方和方法是他家祖传的秘方，全家都能治这种病，但根据“传媳不传女”的“艺传”诀，不传给姑娘，认为女儿是外姓人，怕把秘方转传授给外人。再往南，有几家干果行和干果零售店。“鼓楼根”(即鼓楼附近)有回民开设的小古董铺，门面虽小，却常有古瓷器、小古玩及玉器之类的珍贵东西。它南面，有一家两层小楼的牛肉泡馍馆。现在路东的一些铺面房，除几家小商店外，多成了住宅。
三、鼓楼
“鼓楼”的位置当在唐皇城承天门大街以东第四横街之北的“尚书省”(为唐代的大官署，以尚书令为长官，职务在统率百官，总揽国家一切政务)范围内，在元代敬时楼的遗址处。鼓楼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三年(1380)比北京城早建40年。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及清乾隆四年(1739)先后修葺仍保持明代建筑风格。楼上悬挂着一面大鼓，傍晚击鼓向全城居民报时，告诉人们该休息的时候，与钟楼上的钟声形成“晨钟”“暮鼓”，故称鼓楼。后来不报时了，只是在有了战争时才擂鼓报警。
鼓楼由地平至楼顶共34米，楼基高8米，面积为124平方米。基座用青砖砌成为一长方形高台，东西长52米，南北宽37米，南北正中建有拱洞，洞高宽均6米，深38米，能通行车马，是鼓楼以北各街巷通行到楼南的西大街、竹笆市、南院门等处的唯一孔道，至今如此。鼓楼门洞及北院门的路原是土筑的，到清代中期，有位姓晁的大富户为了做官，捐银子铺成了石条路。建在基座上的楼也是长方形，主体为木结构，楼内部上下两层，外部重檐三层。楼屋顶和屋身的结合部采用民族形式独特的斗拱结构，楼形彩复屋重“歇山式”；上下两层面宽各为七开间，进深都是三大间，不过由于第一层四周的回廊较宽，屋檐伸出的长些，显得一层较二层宽大，二层上四周也有回廊，所以这层楼基座的檐比第三层檐(即最高一层)伸出稍长，因而显得顶层小些，原来每层檐上都盖着已失掉光泽的琉璃瓦，前些年修整时，全换成了灰色瓦。楼四周回廊上都有明柱，每层正面有明柱十根，九个间隔，是“七间九”取形，楼的外檐和平座都有青绿彩绘的斗拱，使楼层次分明，建筑内外贴金彩绘，金碧辉煌。在顶层南面檐下挂着一面蓝底上面刻有“文武圣地”四个金字的大匾额，相传是康熙三十八年修理鼓楼时，康熙皇帝亲笔写的。清乾隆四年，巡抚张楷整修鼓楼时，在顶层的北檐下持了同样大的金字匾额，上面刻的是“声闻于天”(《诗经》中有“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四字，是清代名儒李允宽(咸宁县人)的手笔，并撰有重修鼓楼的碑文。这两面大匾在“文化革命”的破四旧中被“红卫兵”取下打坏了，据目睹者说，每一块匾的长度足有两间房宽。
清光绪十四年(1889)，陕西巡抚衙门迁到南院后，在鼓楼以北的“北院”开办了一所陕西最高学府“关中大学堂”，以鼓楼为标志。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来西安避难时，北院作为行宫，鼓楼便是宫的前阙。此时，关中大学堂也就一度停办了。到1902年，关中大学堂才又在东厅门今市20中学的地方开办。辛亥革命时，鼓楼上曾设过“消防驻在所”；同时，新军中一标三营督队官(即营副)钱鼎率部队占领了城内制高点之一——鼓楼，并派人通知住在北教坊的陆军中学的队长马晋三，迅速组织学生队占领藩台衙门，保护藩库，使库存的70多万两银子未受损失。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度曾在鼓楼顶上的南面偏西处开了一个天窗，安有警报器，后被敌机发现，轰炸过一次，炸坏了一根大梁，到1953年修整鼓楼时，才另换上新的。解放前，鼓楼已很破旧，上面是常驻扎军队的地方。临解放的那天清晨，我经过北院门往西华门走时，还看到鼓楼上有散兵走来走去瞭望。解放后，将这座明代古建筑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市人民政府于1952年拨款重加修整，油漆粉刷，贴金彩绘，恢复了原有的雄伟华丽的青春面貌。楼内有梯可上，凭栏可眺望全城景色。1958年因屋顶漏水又重修一次。这座古建筑非常坚固，几百年来经过若干次地震，没有变形，没有裂缝。多年来每天有若干大小汽车从楼洞内穿过震动，也未显出受到任何影响的痕迹。1964年又增加避雷设施以保其长久安全。现在鼓楼上开设了文物商店，专供外宾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上去参观、购买文物。
四、鼓楼什字
从鼓楼根到南边的什字口这一段短街叫鼓楼什字。
在街的路西，过去除有清真小吃铺外，抗日战争前有一家为北京人开的大中药店名“西鹤年堂”，相传药店门楣上挂的一个大匾额上的字是明代严嵩的书法。由于出售的药材特别好，颇出名，终年顾客盈门，在解放前夕西鹤年堂已停业。在药店的南侧，原开有大海菜店，解放后停业，现在这里开的是供应京式糕点的“永信——回民食品店”。
在街的路东，几十年前，鼓楼根南侧有一家回民开的“义祥楼”牛肉泡馍馆，虽比楼北的那家泡馍馆开张迟，但传说它有个发财的原因是：由于该饭馆有个很俊秀又极伶俐的青年“堂倌”(即服务员)，服务很殷勤，极善于应酬、接待顾客，楼上楼下跑个不停，顾客都非常满意，不仅乐意常来光顾，且给的小费也多。尤其有一些无耻的政客和富商经常为见到这位服务员而来，在楼上“雅座”内品茶、聊天、饮酒，并且常来这里请客，总是要这位青年服务员亲自上楼招呼、倒茶、酌酒、端饭、给拧手巾把，每次赏的小费很多。如果一次该服务员因在楼下过于忙，让别人端酒饭上楼，那些坏蛋就发脾气说：“端下去，叫X X端上来!”无奈只好由本人重端上去双手递给，还得陪笑脸连声说：“对不起，请老爷包涵!”坏家伙们这才转怒为笑，用色情的眼光摸着他的手，哈哈嘻嘻笑着说：“好，多给你小费，你不上来，那还行?”由此可见旧社会腐朽污浊的一个方面。这种对劳动人民的极大侮辱实在令人发指，但在人吃人的时代，这种丑恶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这个泡馍馆发财的次要原因是为了与同行竞争，煮馍的质量好，能吸引群众。听说很短时间那个大名鼎鼎的服务员就成了该饭馆的“股东”，原来小小的牛肉馆也挂起了“义祥楼”金字大匾额，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因为有了名叫“X宝义”这个服务员，饭馆才很快发达起来的。但只短短的几年，能叫座多挣钱的服务员病死了，“义祥楼”的生意逐渐清淡，解放初停了业。现在这里已换成平房，开了“长安书画店”。这个地方的南边，解放前有几家物品丰富的大杂货铺，其中也有一般的生活用品，特别是在每年春节前，人们“办年事”都乐意来这里买东西，由清早到晚上顾客拥挤不断，现在这里仍有一家土产杂货铺。各街现在都有土产、杂货商店，无论是平常或春节，群众买各种日用品极为方便。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为了很好地保护这座古迹(鼓楼)和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可能以后要拆掉鼓楼周围的破旧房屋，开辟盘道，美化环境。
北院门的“高家”
关于高家的故事需从高岳松起。高岳松在清同治十年(1871)四月经科举考试考中后，又经殿试(在朝廷里考)中一甲第二名榜眼。赐进士及第(进士及第出身323人)。头名状元是南方人名梁耀枢。
高岳松祖籍是江苏省镇江县，他父亲高万全于清乾隆初来西安投靠胞兄，他哥虽是位武官，但家道并不富裕，所以劝其弟仍回老家去，但万全却想在西安定居，于是弟兄俩争吵。他哥大怒，邀约在西安的同乡来家，声明和他胞弟断绝兄弟关系，并开除了他们祖籍的户籍。万全并不害怕，决然离开兄家，自己做小生意过日子，由于很勤苦，渐有积蓄，竟成了中产人家，以后逐渐发财开了若干商号。他的家道虽富足，但因自己生平没有任何功名官职，很羡慕当官的荣耀，便聘名师教他的儿子希望能取得功名。长子、次子都资质平常，学习得不大好，只有三子岳松虽年少却很聪明，24岁时以举人资历进京考试，考中了进士。
高万全望子成龙心切，亲自陪岳松赴京，当进士榜张出后，他欢欣若狂，一连几天请他的朋友饮酒。有一天狂饮后醉得糊里糊涂，在回旅馆的途中，不知道闯入了紫禁城附近的禁地(皇家规定，任何人若闯入禁地立即斩首)，被当时巡街的清兵逮住，立即杀了头。
高万全被杀的这天，正是高岳松殿试的时候。到第二天报喜时，到处找不到榜眼的父亲，有人说，昨夜有一老人误入禁地被斩了，也许就是他父亲，查询的结果属实。岳松觉得为求功名而丧了父亲，痛不欲生，遂奏明皇上，请求丁忧(守孝)送灵柩回陕。
清政府按规定携库银给岳松修府第，在他家门口树立一对旗杆，门上悬挂“榜眼第”大匾额。从此人们羡慕高家既有钱又有功名，所以“北院门高家”便成了西安居民所称道的望族之一。
高岳松守丧三年满后，又遇同治皇帝(清穆宗载淳，在位13年)国丧。光绪二年，高被放任主考，还没上任，他母又因积忧病故，岳松又二次丁忧，守服三年满后，他的身体已很不好，不久就去世了，终年才30多岁。
高死后，他的启蒙老师薛子珍(举人)哀悼他的对联上写道：“岂生有自来耶?阆苑瀛洲，了一番翰墨姻缘，问几辈清才，造物肯容兼福慧。所最难争命耳!镜花水月，为千古文章痛哭，挥两行老泪，惜君何止在科名。”
高岳松有个儿子名彝，字筱岩，晚清中秀才后，以拔贡资历出任甘肃某县知县。到民国年间，高家两辈靠祖产过活，家道逐渐衰落。民国二十年左右，筱岩这一辈都先后去世，妯娌间成年为争家产争吵、打架。
高岳松有个孙子名昌年，后改名祝华，由西安中山中学(即原来北大街省立西安二中前身)毕业。因编《龙跃》杂志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用财物行贿疏通找保释放。高祝华到北平去上私立民国大学，又因为购买阅读被禁的书籍被捕，以后被投解到南京押入中央监狱，抗日战争开始才被释放。以后做新闻、教学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说他与陶铸有关系，在临潼华清中学受尽了折磨，不久患颔骨癌死亡。
北院门高家原来的住宅，解放后卖给西北贸易部，现在是“西安市电影发行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