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路”这条街，由于它的东段在解放前有个“三民主义青年团”而得名。青年路东段，在解放前长期叫梁府街，中段和西段名东九府街和四九府街。青年路的东口在北大街，西口在前卫街，自1974年前卫街的北头开宽了北城墙缺口后，进出城的车辆行人就更多了，它成为仅次于莲湖路的一条东西要道。街的宽度和数十年前一样，只是东段的路基由于解放后修路垫高了一些。
唐代将隋“大兴宫”改称“太极宫”，通常称其为“西内”。现在青年路的位置，就在唐“太极宫”的范围内。
明太祖朱元璋封其次子朱樉为秦王，修建了秦王府(即今新城)。为了护卫在城内的王府，还重新修筑了西安城。
明太祖的儿子辈都是一字王，如“秦”王。到他的第三代孙子辈是二字如王，如“郃阳”王、“千阳”王等。据《关中胜迹图志》中记载：“千阳王府在秦府西北半里。”(在秦王府西北方向的只这一个王府，唯里数不一定对。)另外，千阳王府是第八个二字王的王府，若连秦王府算在一起，它就是第九个王府。而这个王府，就在现在的青年路中段的“止园”的位置上。后世可能因此将这条东西街分成两段，取名“王家街”和“九府街”。在清代《西安府图》中的王家街的位置，是今青年路的东段，九府街则是青年路的中段和西段。
一、青年路东段——原名梁府街，现在是对外开放点，外宾常到这里参观访问
清代西安府的东半部，是咸宁县管辖区，西半部基本上归长安县管（其中有少许地方归咸宁县管）。梁府街在北大街以西，所以属长安县的范围。至于青年路东段在什么时候和由于什么原因将“王家街”改名为“梁府街”的，尚不清楚。
梁府街(清代“王家街”)路南全是居民住宅，唯西头曾有个小庙，1926年西安城被围后，由当地官家出租给市民，开过一家小饭馆，现在这里是青年路的少年文化活动站。现在的路南还有“青年路车镜工厂”“青年路公社卫生香厂”和“青年路合作医疗站”。
梁府街路北，过去有工厂、机关和学校，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条街为陕西女子教育的发祥地。现在分述如下：
1.“宝陕局”
宝陕局修建于清康熙年间(今西安市团委所在地)，前门在王家街，后边到曹家巷。这是个铸钱局，即铸一般使用的铜钱(俗名“麻钱”)，康熙年间还铸造一种比通用的铜钱质量稍好、分量较重、较大的标准制钱，名“康熙钱”。这种钱按有韵的20个字排列，每个钱上有其中1个字。20个字是：“同福临东江，宣无苏蓟昌，宁河南广治，台桂陕云章。”这20个字，代表当时全国20个铸钱局。例如第18个“陕”字代表宝陕钱局。这种钱19个都较大，唯第16个有“台”字的较小，这原因须从台湾的失而复得来说明：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侵占了台湾一部分，台湾人民过着被奴役的生活，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领舰队进军台湾。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在台湾人民的支持下，郑成功经过九个月的战斗，迫使荷兰殖民者投降，台湾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由于台湾归清政府管辖稍迟，所以这个“台”字钱稍小，以示区别。
这种标准“字钱”虽和一般铜钱一样在社会上通用，但由于数量很少，又颇精致，后来不容易碰到，所以人们都好奇、喜爱，若偶然发现了这种钱，就很珍视，舍不得用，积攒着给孩子们玩，青少年们往往为了凑够一套20个字的“字钱”，用几个麻钱换一个字钱。也有些人利用这20个字钱的顺序和韵脚做游戏，叫“游字钱”，甚至用这种钱进行赌博。在我幼年的时候，这种字钱在社会上已很少，所以孩子们很稀罕。
2.“提学使衙门”
清代光绪三十一年，将“宝陕局”改为“提学使衙门”，学使刘廷琛九月才自三原移此，它是统辖全省学务的机构。辛亥革命后，这个机构取消，陕西的学校教育由省长公署的教育科管。陕西省教育厅成立后，先设在大湘子庙街，1918年迁到东大街(现陕西日报社所在地)，1925年又迁到梁府街，现在的团市委所在地。
3.“官书局”
在“提学使衙门”(今团市委地址)以东，清末设有“官书局”，其中有铅印、石印。印刷的报纸名《秦中宫报》，并翻印北京出版的“字课图说”和其他教材方面的材料。民国初年，“官书局”改名为“教育图书社”，除印教育方面的材料外，还印过《历史画报》和音乐方面的“五线谱”。冯玉祥在陕西时，印过《革命军人朝报》。1926年，当时教育界进步人士王授金先生(渭华暴动时牺牲)担任过这个图书社的社长。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驻陕总部(于右任是总司令)在教育图书社这个地方成立了《国民日报》社，社长名刘天章，是共产党员，后来牺牲在山西。1927年下半年冯玉祥与蒋介石合流后，反动派强迫其在该报上登过反共的文章。原“官书局”和“教育图书社”以及《国民日报》社的地址，现在是西安市第二印刷厂。这个印刷机构从清末演变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
4.“省道局”——“汽车局”
1926年前，在现在团市委的东偏院设有“省道局”是由省实业厅分出来专管全省道路的机构，以后改为“汽车局”。由北洋交通大学毕业的曹葵生担任汽车局长。1927年，汽车局结束后，吴砚青(吴云芳)先生在这个地方创办了“女子平民职业学校”。
5.“通俗讲演所”
今团市委地址的西边，原有一座神庙，清末将庙改建为“通俗讲演所”，属社会教育事业，以“启发民智”为目的，自编和翻版北京印的宣传立宪、爱国等内容的通俗材料，发到陕西各地。当冯玉祥驻陕时，黄统任讲演所所长(以后于1927年下半年起任过教育厅长)，训练宣传人才，向群众口头讲演，宣传爱国、扫除文盲、革除旧风俗习惯等道理。冯离陕后，这些事就停止了。以后也派过所长，名李生瑞(乾县人，留日学生)，但没实际工作，只有空架子。1927年，讲演所的地址交给了女子师范附属小学。
6.“女子小学”和“女子师范”的创办与沿革
清光绪年间，在西安东关东新巷，基督教会外国传教士办了“私立尊德女子小学校”，这是陕西女子教育最初的萌芽，这个小学的初级是复式班(一个班包括几个年级)和高级班共约三四十名学生。辛亥革命中杀旗人，外国传教士害怕被杀逃走，尊德小学曾一度停办。
清末宣统元年，官府在梁府街创办了“女子小学校”，这是陕西省第一所公立女子学校，校址包括现在的青年路小学以及它后面(在街面上，青小与幼儿园之间有几家住宅)往东到现在的幼儿园，校门就在现在青年路小学的大门处。这个女小的学生一直很少，到1922年前后，初等小学为四年制，每年级1个班，约30人左右。高等小学为三年制，每年级也是1个班，约20人左右，毕业时仅余十几人。学生中，年龄大小差别很大，有的已经结过婚，年龄较大和离学校较远的学生都住在学校，认为女孩子不应该“出头露面”在街上走，同时家里也不放心，所以学校只允许年龄小而又离家很近的学生走读。学生中有小姐，有少奶奶，这些人有钱有势，只是为有个时髦的“女学生”头衔而来学校瞎混。这里举一个学生为例：三原县安吴堡有个很有钱的寡妇，远近出名，当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避难来西安以后，安吴堡寡妇就用大量金银行贿，拜慈禧为干娘，被封为“一品夫人”，既有钱又有势，她把已经十七八岁的女儿吴宜棣，送来西安住女子小学。这个女子年龄虽大，却矮得像个小孩，脑袋特别大，脸黄胀丑，却很爱打扮，每隔几天要换件新绸缎衣服，还带了个丫头到学校来侍候她，一不高兴就打丫头出气，谁也不敢劝说。上学不到一年，实在学不进去，就退学回去了。
宣统二年(1910)，在清末办的“女子小学校”的校址内，拨出了些地方，创办了“陕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当时也是陕西女子教育的最高学府)，将女子小学改为“女师附属小学”。女师和附小是一个校门，即今青年路小学的大门。大门内是一座二层的办公楼，东西两边的两层楼房，是学生的教室和宿舍，还有一些平房做厨房、饭堂等用，后面操场的北墙在曹家巷，学校后面的东部属附小用(今幼儿园和它后边的地方)，师范部与小学部之间有个花园(校园)相隔。1927年，女师附小在今幼儿园所在处，另开了校门。
现在的幼儿园，创办于1918年，是陕西第一个幼儿园，一直是附属在女师附小内。解放后该园增添设备，扩充了班次，现在名“莲湖区青年路幼儿园”。
创办女师的年代，还是在多少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以及“三从四德”等等封建道德压迫得妇女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西安是陕西省会所在，但到女子小学读书的人并不多，到女师上学的更少，外县女子教育更是可想而知。当时为了提倡女子上学，女师在外县也招学生，办法是由县衙门考试选送，对考取的仅一名学生非常重视，给家里送印有“龙凤呈祥”的大喜报及文具等，并放鞭炮贺喜，来省城的路费和上学的生活费全由县政府出。就这样，外地来西安上女师的还是很少。现在我还记得1915年我的四姑母，由陕南城固县来西安上学的事：城固县女子小学只有十几名学生，像个私塾。当县政府提出要选送女生进省上学的事以后，家长们都害怕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山外(指西安)来，所以都避而不参加考选，当我祖母决定让我四姑出远门上女师时，亲友邻舍都表示反对并加以指责，认为“大姑娘出门叫人笑话，也不放心。女子念书有什么用处，顶多识几个字就行了，好好给找个婆家，命好了遇个好女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了嫁就揭过一篇了”。在众人反对下，我姑母还是决然来上女师了，但以后因丈夫阻挠，中途退了学。1917年我的姨母杨志贞(后来参加创办女子平民职业学校)也是经过一番奋斗受挫折才由城固来西安上学的。那时候，由城固县坐轿来西安，翻山越岭得走10天左右，有时还会遇到“刀客”抢劫，女眷进省城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几十年前，苦难深重的妇女，要求知识是多么困难啊!
“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第一任校长是由省巡案使教育科派的一位外省人田淑贞(女)以后这位校长嫁给长安县县长杨善真当了太太。继任校长名张效铭(西轩)是清代西安府学教授，民初曾任过教育司长的人。在他任校长的八九年间，虽然要求学生按旧道德标准规规矩矩，严守校规，安心上课读死书，但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和全国各地爱国学生运动波及到西安的男女学校时，女师学生也不例外地卷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高喊“抵制日货”“还我胶济铁路”“收回青岛”“反对二十一条件”等口号。
1925年，大佛教徒和极力推行旧道德的康寄遥任女师校长，学生们不服他那一套管教办法，不久康就离任了。相继有石雨琴、呼延震东两位名教师任女师校长。1926年冬，西安城围解除后，政治形势大好，1927年初，西安教育界人士更动，女子师范换的校长是当时较进步的曹配言先生，聘请了一些进步教师，如革命诗人柯仲平同志，就是在1927年来陕后到省女师和省一中教课的。还有白超然、杨慰祖等同志(当时都是共产党员)也在女师教书。
女师曾于1918年前后附设有职业班，主要课程是“手工”，即用绸子、羽毛、通草纸等原料做花鸟人物山水等工艺品，还有图画、编织等课，几年后，这个职业班取消。女子师范的课程中设有“家事”课，主要教“烹调”等，这可能是从日本女子教育中有“家政系”学来的。1928年曹配言到南京去做官，由教育界名流刘依仁(刘安国，现在省文史馆)先生接任女师校长，女师内增设了初级女子中学部。1929年吴云芳(吴砚书，市政协委员，已故)任女师校长后，又设了职业班，这是由于吴先生从北京女师大的家政系毕业回陕后，1924年前后就在女师教书，几年来她主要教的是烹调、家政、炭粉画等。
在30年代以前，陕西女子教育一直不发达，上学的人数相当少，女师发展到五年制时(三年简易师范，两年高级师范)，5个年级共5个班，中学部3个年级共3个班，每个班只有学生二三十名，到毕业时就更少了。例如1930年底毕业的师范部第11级学生共18名，毕业的中学部第一级学生共16名，而全校的教职员却不少，例如1930年下半年教职员共有32人(包括部分兼课教师)，当时该校的课程，除国文、算学、英语、史地、博物(即动、植物、生理)、物理、音乐、图画、美术外，还有伦理学(何寓础同志任教)、党义(三民主义)和柔术(国术类，由72岁的老人边彦昌任教)。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蓬勃向前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在迅速提高，妇女界自不例外。女师校长吴砚青系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宗法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较深、但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思想也有所变化，同情受压迫、受贫困的妇女同胞，主张女子应受教育、应该自立等。例如她在1930年亲自给“陕西省第一女子师范部第11级中学部第一级毕业同学录”作的序言中写道：“……从此而后诸生或东瀛、西欧、南美、北俄远适异国以求学，即不然京津沪汉近在国内，更不然置身教育界供献社会……更有重者焉!当此妇女解放、社交公开、经济独立、参政当权，皆诸生所应有事，要非有高深之学问不可，有高深之学问而无优美之人格尤不可。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又曰‘如金如锡，如圭如璧’愿诸生共勉之……”
1930年后，吴砚青辞去女师校长。专负责办“女子平民职业学校”。继任女师校长的是名教师侯佩苍先生，约一年后，1932年，又由教育界名流王君毅继任校长数年。
1934年前后革命前辈李敷仁同志在女师、女中教“公民课”，但他讲的不是课本上的三民主义等内容，而是利用课堂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宣传革命的道理，所以他上“公民课”，学生很爱听，很受欢迎。
1937年在西七路新修建了西安女子中学的校址(解放前是师范专科学校地址，现在是西安市90中学)，原来在女师附设的女中部分出来迁到新址。西安女中第一任校长名李竹逸(女，四川人)。1938年，学校疏散，迁往陕南西乡县。1943年又在后宰门新修了女中校舍(今西安市89中学)，西安女中由西乡县迁回西安的新校址，并附设了三年制的简易师范班。梁府街的原女师地址，创办了陕西省商业专科学校。
7.女子平民职业学校的创办与变迁
省“汽车局”(在今团市委的东偏院)于1927年夏结束后，这个地址有破旧平房20多间，且有较宽敞的院落。吴砚青先生为了实现她的“妇女有了职业能自谋生活就不受压迫了”的愿望(也是为了提高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奔走呼吁，动员社会力量，争取到了这块地方。于是邀约了几位有志办女子职业教育的女教师，如李竞寰、朱仲竹、杨志贞等(均已去世)创办了“私立女子平民职业学校”，这是陕西第一个女子职业学校，筹办时没分文经费，也没一点设备、家具，吴砚青邀请了些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组成了董事会，由校董们捐款和向社会上募款购置了生产工具(如织袜机、缝纫机等)和教具，并修缮了房屋。初办时，几位创办人(也是主要教师)没有工资，只有少数伙食补贴，只有请的技师才有工资。以后由于学校的产品能够畅销，并对外加工订货，学校的经费情况才显著好转，除能给教职员工正常发工资(比公立学校的低)外，还给贫困的学生供给伙食费，同时增添设备，扩充校舍。
“女子平民职业学校”设有织袜、织毛巾、织布、印染和缝纫等科。对学生以训练技术为主，同时按文化程度分初、高两级，教授国文、数学、珠算等文化课程(相当初小、高小程度)。学生毕业后，有的留校工作(成为技术熟练的工人)，有的自动组合小集体织袜、织毛巾、印花床单、门帘等，自产自销。
这个学校开办三四年后，由于学校的发展改名为“私立培华女子职业学校”。1937年抗战开始后，日寇轰炸西安，1938年下半年培华学校迁往后方陕南的西乡县，留下些织布机，在南四府街租了地方织军布支援抗战。这个学校一直是勤俭办事业，全校上下较团结，一致的目的是克服困难，加强学习，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巩固和发展学校。大约在1935年前后，该校有一位文书是华县人，名任天增(字寿堂)，思想较进步，掩护过地下党员，如刘绍康(现在西安医院)。
该校迁移时，西安的大多数学生(包括技术好的)未去，到西乡县后，另招收当地学生训练，学校规模小，产品少，销路不好，教职员工的生活相当困难，后来又发生了一次火灾，产品和设备损失较大，虽然吴砚青及师生愿受艰苦尽力支撑学校办下去，但在山区的西乡县困难很多，加之在抗战时期很艰苦和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迅速贬值的情况下，培华职业学校实际上是难以支持下去的。吴校长认为原来专办女子职业教育的愿望失败，便决定在西安设法另办学校。
1942年前后，吴砚青和校董们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在后宰门争取到了一块地方并募得了捐款修建新校舍。培华学校于1942年从西乡县迁回西安后，改名为“私立培华染织科职业学校”，也招收男生，同时开设的有初中班(男女兼收)和高中程度的会计班。一两年后又改名为“私立培华中学”，以办初级中学为主，同时设有两个年级的会计班。学校经费和教职工的工资全靠收学生的学费。解放前公立的学校少，失学的人很多，另外学生升高中升大学很不容易考取，为了有学校上，为了能升学，哪怕是私立中学的学费重，也情愿去上。当时私立培华学校功课严格，教师好，所以较出名，想来这里上学的很多。
解放前吴砚青虽曾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反动的党政当局有来往，但她在学校没大搞反动的政治活动，只是主张教好功课，提高升学率，学校聘请的教师不仅教书好，其中有些还思想较进步。学校对学生学功课抓的很紧，校内反动党团未能猖狂活动。解放后私立培华学校被教育局接收，对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吴砚青校长做了西安市政协委员，有相当高的工资。校务主任鲍廷忱先后担任市师范的副校长、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等职。
二、青年路中段和西段——东九府街和西九府街
这条街道也在唐“太极宫”的范围内。九府街的路南，过去和现在全是居民住宅。路北除大部分是住宅外，有几个地方分述如下：
1.“止园”——现在是“止园招待所”
唐“太极宫”城南面有三门，正中的名“承天门”，在今莲湖公园的位置。“承天门”是举行“外朝”的地方，每逢国家大典如改元、大赦、元旦、冬至大朝会以及阅兵、受降、接受外国的朝贡和接见“四夷”的宾客等，皇帝都登承天门举行。端对“承天门”北面的第一座雄伟的大殿，隋名“大兴殿”，唐武德元年改名“太极殿”(是太极宫的正殿)，是举行“中朝”的地方，皇帝日常在这里接见群臣，可以说是唐初政治的中枢所在。“太极宫”大致在今“止园”的位置(止园在正对着莲湖公园的方向)。到明代，朱元璋的孙辈千阳郡王的王府在今止园的位置。
千阳郡王的后代“舍宅为寺”将府第变为庙宇，名“十方院”。寺庙有两种：一种是子孙庙，和尚把寺庙作为他们的私产相传下去；一种是“十方庙”意思是众人的庙。到了民国初年，这个“十方院”还残存一座朝东的大殿。
民国年间，当局把“十方院”当作官产变卖，卖给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师长白鸿儒的军需肖汉三，后来肖将“十方院”的西半部卖给温君伟，东半部卖给王旭斋。1930年9月，杨虎城将军回陕，任讨逆17路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从温某手中买了十方院的西半部，又往北扩充买到十几亩地皮，修建了一座较大的房屋，取名“止园”。这是杨向蒋介石表态“止于此”，再没有其他野心的意思。本来杨将军的家住在红埠街(今市第二房地局所在地)，“止园”是他的别墅，也招待重要的朋友。西安事变时，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同志曾在这里驻过。
杨将军被迫离陕后，国民党政府以“止园”为招待所。抗日战争中，省政府主席熊斌、祝绍周均以“止园”为他们的公馆。1947、1948年董钊任省主席时，把止园改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驻地。
2.“模范监狱”——现在是“劳改局”。
清代末年改良刑法，修建监狱。在西安九府街修的监狱名“模范监狱”，这是个关押已判决犯人的地方。但也有例外，如民国初年，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任陕西督军时，为了欺压他的前任都督张凤翙，将张委任的西北大学校长钱鸿均(字陶之，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法学博士)逮捕押入这个监狱，加的罪名是“以假学渔利”意思是办学贪污，一年多以后，经钱某的岳父王季斌(进士)设法向陆建章说情，才被释放。
1916年在这里发生过“洗监”事件：陆建章被撤换将离陕，陈树藩未接任督军的时候，由于平素犯人都反对陆，所以想趁机“炸狱”(犯人造反逃跑)，不幸消息走露，当犯人由监狱往出逃时，陆建章派宪兵去镇压，实行“洗监”(全杀)大多数犯人当场被枪刀杀死，只有十几名犯人逃了出去，这些人往西袭击了老关庙警察派出所，宪兵追去，也都全部被枪杀了。
1927年国民党政府将“模范监狱”改名为“陕西省第一监狱”，直到解放后仍是这个名字。解放后在这里关押的犯人，经过劳动改造，受教育，不仅思想改造有收获，而且学会了手艺，如做鞋、编织等，产品的质量也不错。在文化革命前，拆去了一些监狱的旧平房，由犯人参加劳动修了一座四层高的大楼，改为“陕西省劳改局”，把犯人迁往外地劳动改造。
3．“吕祖庙”——现在是西安市44中
原西九府街有一所吕洞宾的庙，名“吕祖庙”，属道教，为清代所修建，庙宇规模大，香火旺盛，附近一些穷人靠在门前卖香烛纸钱谋生。我记得在1925年以前，每年过庙会唱大戏，以后庙宇年久失修，但每逢阴历的初一、十五，仍然香火旺盛。解放后，人民群众破除迷信，没有人去烧香了。为了适应发展教育事业的需要，拆了破烂的吕祖庙，修建了现在的西安市第44中学校。
现在的青年路虽未开拓得更宽，但两旁房屋整齐，路面全为沥青所铺，人行道也铺上了方格红砖，路旁槐树成荫，整条路经常打扫的很清洁，在这条路上行走，颇感舒适清爽。随着四化的逐步实现和城市的发展，青年路必然会变得更年轻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