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报恩寺街”与“红缨街”南段(即“南四府街”)
1.报恩寺街
因其西头有座古代的“报恩寺”而得名。
“报恩寺街”在唐长安城的位置。在今“南北甜水井”以东(包括报恩寺街)，“五星街”以南，南城墙以北，“大保吉巷”以西，这一大块长方形地方是唐皇城西南部的“鸿胪寺”和“鸿胪馆”的所在。这个“寺”并不是佛寺，那么这两个机构是干什么的呢?据《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中一篇文章写道：“由于和国外频繁地进行友好往来，汉朝在长安设有管理外交兼商务的大臣称‘大鸿胪’，专管接待国外来宾。在长安藁街有‘蛮夷邸’，专做接待外国使者和商人居住之用。”可见汉代就有这种设置，一直延续到唐代。在《长安史迹考》中记载：“鸿胪寺，以鸿胪寺卿为长官，司宾客或凶仪之事，总辖典客署、司仪署。鸿胪馆为接待外宾客官者。”唐代盛世时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所以设有鸿胪寺、鸿胪馆、典客署、礼宾院等机构，专门负责接待外宾，设置有翻译人员，对他们的生活提供各种便利、供应日用品、发给回国路费等，据史书载：“各种招待费每年达一万三千斛。”(斛：量器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成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
清代，在报恩寺街的设置如下：在路北的西段有一座“报恩寺”，中段有“镇标校坊”，俗称“南教场”(在北城“教场门”以北的“抚标校场”称为“北教场”)，东段离路边稍远处是“义精营”，再东是民宅。在路南，全是住宅。现将这条街范围内的设置的史迹分述为下：
“报恩寺”的变迁。据《通志》中记载：唐中宗李显在景龙年间，为给懿德太子祈福修建了一座寺院取名“懿德寺”，后经兵祸庙毁，仅存故址。到元顺帝妥帖睦尔至元年间，将这块古迹赐给平章也先捏夫人也鲁为花圃，后因看见石像放光，又舍花圃建为寺院，并请皇帝立匾额为“大兴国报恩寺”。后经历代修葺，到民国初年，寺的山门上还挂着“报恩寺”的黑漆匾额。清代光绪三十二年，将报恩寺以东的空地和南校场西边一块南北长的地方拨给在西安做官的外省人，办了一所“客籍学堂”。民国四年在这里办“省立单级师范传习所”和附属小学时，又将“报恩寺”地方拨归该校使用。以后的几十年间至今，在这一大片地方办的是幼儿园和学校。
“南校场”的变迁。清代，“南校场”在“冰池坊”。“南校场”也和“北校场”“习武园”“八旗校场”等处一样是驻兵练兵的地方。关于原“南校场”的四止大致是这样的：东沿从报恩寺街东口内第五院房附近往北到西冰窖巷东门内现在的门牌1号附近。西沿在今“省财政厅”内的东部。南沿在报恩寺街路南。北沿在今东冰窖巷的路南。在《西安光复的回忆》(朱叙五、李白新撰)一文中说：宣统三年，陕西正在酝酿发动革命，在农历七月间，西安城内忽然谣传，说西关陆军中的革命党人将要在八月十五日起事，驻防西安的满城旗人惶惶不安，统率旗兵的将军文瑞即向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提出四项要求：一、发给旗兵新式步枪1000支，并配备必要数量的子弹；二、拟在满城重要地方修筑防御工事，拨发经费；三、调一部分驻在外县的巡防队回省，加强城防；四、派密探调查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予以逮捕。于是巡抚迅速从外县调回来了巡防队驻扎在“南校场”，这支部队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原因有三：(1)巡防队是由“绿营兵”改编的，部队里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哥老会的“哥弟”占相当大的数量(当时哥老会在社会上有群众基础和相当的势力)；(2)该队有守护军装局的责任(驻守在军装局)；(3)旗兵和巡防队有充足的枪械和子弹。西安辛亥起义前，新军必须通过哥老会，与巡防队进行联络，所以陆军起义后，巡防队采用中立的观望态度，未和陆军发生冲突。推翻满清后，“南校场”成了空地。大约在30年代初，在原南校场的中部(当时是第一实验小学的东墙外，现在是省财政厅的东墙外)开辟了一条南北走向的窄巷，由山西籍的几位富商在此巷的北头路东修建了六所住房院落，所以取名“六合巷”，原来此巷的北口通东冰窖巷，现已不通，现在六合巷的旧名已取消，属报恩寺街的范围内。在原来六所院中最北的一所院(现在是“报恩寺街”41号)内有三间宽旧式楼房，在解放前曾是《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址。
这个报纸在解放战争时期有过贡献，但反动派对报社有过严重破坏并杀害了有关人士，所以需要在这里将当时反动派的罪行提一下，以做为对烈士们的纪念。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西北盟组织在杜斌丞、杨明轩等同志的主持下，于1946年2月正式建立了民盟西北支部，杜斌丞担任主任委员，杨明轩为组织部长。民盟除在西北各地发展组织外，同时促成西安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出版，积极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此时，杜斌丞公开了他的民盟中央常委身份，通过《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谈话，指出今日之世界和中国民主潮流，汹涌澎湃，谁也阻止不住；宣布他决心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斗争到底。他的这次谈话，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自杜向报界发表谈话以后，引起蒋、胡匪特的更大嫉恨，立即指使特务包围了他的住宅，监视他的行动。同年4月下旬，反动派疯狂地采用血腥镇压手段，栽赃诬陷杀害了《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法律顾问王任律师；5月初，又指使特务伪装学生彻底捣毁了《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当特务将到达时，报社的工作人员尽快地将已印好的一部分报纸隔墙向实验小学的操场扔去，被该校的教师们藏起来，设法散发到社会上去了。报社被捣毁后，报社被迫停刊。接着杜斌丞同志也被反动派逮捕、栽赃诬陷公开枪毙。
听说1943年左右，胡宗南在原南校场修了一些平房做过军械局，具体地址没查出来。
在抗日战争期间，南校场的空地被伪政府卖给私人陆续修建了许多住宅。
报恩寺街现在的起止和面貌。原来“南北甜水井”的南口离南城墙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报恩寺街的西口与它的南口相接，前些年开城豁口和修通往城外的马路，拆了城墙根的一些旧平房延伸到城豁口，由原来的南口到现在的城豁口约50多米，这一段现在也叫“南北甜水井”，这样以来，“报恩寺街”的西口就在“南北甜水井”的南段了，与“东西甜水井”的东口相对；报恩寺街的东口在“南四府街”的南头，与“太阳庙门”的西口相对。若干年来，这条不宽而古老的小街是土路，污秽泥泞，解放后填平、加宽了车道(均宽5米)，铺成的长条砖将车道与住宅的墙隔开。大部分住宅的门紧挨着路边，没有人行道，有的地方住宅缩后一点，门前最宽处也只有一两米，没栽行道树。在“文化革命”中，此街改名“东升街西段”，今又复旧名。街的南沿面貌仍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全是旧式的平房院落，在东升口内现在门牌7号深院曾是军阀陈树藩的许多房产中的一部分，早已卖给别人。由于解放后垫高了路面，住宅内部颇潮湿。街的北沿，由西往东，几十年来有了显著的变化：在西口内一连三院平房的东隔壁原是位旧军官李士隆家阔气的大院和后花园，解放后卖给国家，经政府整修了旧房又增修了新楼房，作为“陕西省广播器材厂”。厂东是“报恩寺街幼儿园”和“报恩寺街小学校”，学校东墙外是省财政厅后院家属楼，财厅的东侧是原来很窄的“六合巷”，巷东是原南校场的中部，有些住宅和陈树藩的五六院大房，窄巷和这许多平房院落约占报恩寺街路北的一半，现在拆了所有旧房，陕西省地质局和其他单位将在这里建设大楼。以前报恩寺街共有门牌62个号，现在包括一幢新楼共有门牌48个号。
2.南四府街
“四府街”名称的来源。据《西安府志》中记载：明秦王府在西安城中之左(今新城范围)，西为保安都王府，又西南一里为平郡王府(秦王的儿子辈称为郡王)，又西南一里为永兴郡王府，又西南一里为宜川郡王府，等等。可能当年在西南方面的四所府第就在今南、北四府街一带，因而后世将这块地方叫“四府街”。还有一说：后世把郡王们的府第按郡王的长次来称呼，朱的二儿子的府第叫二王爷府，这个府的所在街道就叫“二府街”。四儿子的府第四王爷府，该府所在的街道就叫“四府街”。
南四府街在“文革”中改名红缨街南段，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北口在“土地什字”东口与“五味什字”西口相汇处，从这里往北到“梁家牌楼”东口与“盐店街”西口相接的什字，这一段叫“北四府街”(现名红缨街北段)，过什字再北是“琉璃街”(原名“琉璃庙街”)，通西大街。
在北四府街南口内的路西，清代至民国年间有一座盘剥穷人的大当铺，临街的高大坚固带花砖墙的门房现尚在。这条街现在除有个别小商店外全是住户，还有一个部队招待所。
南四府街的南口在南城墙内，清代这里就有一座庙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到1942年，庙内还有神像，每年6月19日过庙会，郊区的乐社来朝庙进香。可能因当年这座庙的墙全是红色的，所以人们将此庙称为“红庙”，并将“报恩寺街”的东口外、“太阳庙门”的西口外和“南四府街”南口这一块地方叫“红庙门”。以后在这里的城墙开辟了一座城门名“勿幕门”(即“小南门”)。
“南四府街”的位置大致在唐代“鸿胪寺”范围内的中部。清代将现在的南、北四府街统叫“四府街”。在解放前的若干年里，这里是房屋整齐的住宅区，且有些官宦人家，但是全街却是不平整的土路，路旁垃圾成堆，没有专设的人行道，除有的房门前栽两棵槐树外，路两旁没有成行的树可遮挡太阳。解放后，填高修直了约六米宽、350多米长的车道，并铺成沥青路面。另修有铺砖的人行道，最宽处约四米，最窄处不足两米，行道上整齐成行的槐树已茂盛壮大。经过几十年的变化，我少年时所看到的南四府街许多讲究的住宅已不存在，现在好多平房是改建或新建的。由于路面的垫高，家户院内低而潮湿。现将此街东西两边的变化和一些史迹略述于下：
南四府街的路西：在南段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短巷名“冰窖巷”(即东“冰窖巷”)，在“文化革命”中改名为“红缨三巷”，今又复原名。此外，在路西全是平房住宅，其中许多旧房已重修过，但高矮不齐。1925年8月18日在路西南段的35号深宅内，由革命前辈魏野畴、李子州、杨明轩、王授金等同志，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发起成立了陕西国民党员俱乐部，杨明轩同志被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陕北23县的国民党党务特派员，选派绥德第四师范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从事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同时他自己还亲赴榆林佳县等地推动当地的工作。同年9月26日又在这所院内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党临时党部(属半秘密性质)。当时我和成德中学的一些进步同学被吸收为这个组织的成员。1926年冬，西安城围解后，省党部迁至东大街今陕西日报社的地方。
在路东，也都是平房院落，其中原有的一些较好的旧平房已消失，近些年来修的许多平房既低又不整齐。由路东的北头到南头曾有过一些史迹，分述于后。
(1)清代至民国年间在北头有个“湖广会馆”，这所大院修建得宏伟壮丽，是过去有名的地方。清光三十一年(1905)，陕西巡抚派遣第一批官费生留学日本，名额定为30人，分别由三原县北城的“宏道学堂”和省城的“关中大学堂”及“师范学堂”选拔。由西安出发的前一天，在这个会馆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陕西巡抚曹鸿勋以下官员都参加了宴会，陕西布政史樊祥(云门)在席上做了长篇演说，说明东渡日本求学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前途寻出路。临走时，樊又写了一篇送行诗，并送学员到灞桥上。到解放前后，在湖广会馆办过一所小学名“四府街小学”，后改名“红缨街小学”，1981年小学停办，将校址交给新创办的“西安大学”，这个大学招收未被大专院校录取而成绩接近大学录取分数线的青年，系自费走读，毕业后有大学资力而学校不负分配工作的责任，只择优推荐。西安大学的正门开在“五味什字”街，后门开在南四府街原湖广会馆大门的地方。
(2)清代有一条“杜甫胡同”，满族人称巷为“胡同”，北京的巷道至今仍叫胡同。西安城内仅有两个小巷都叫“杜甫胡同”，一个是这里，另一个是在小保吉巷内南北走向的一段小巷(现在属小保吉巷)。辛亥后，将南四府街的“杜甫胡同”改名“杜甫巷”(现在此巷不通)，相传这里是唐代诗圣杜甫住过的地方。杜甫是河南巩县三里瑶湾人，字子美，生于唐玄宗李隆基先天元年(712)正月初一。35岁入长安求取功名，他虽有旷世之才，终不得志，在长安流离的十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蹉跎颠沛、痛楚潦倒的困境中。看来他可能是在“杜甫巷”这个地方住过。这是一条半截巷在湖广会馆的南墙外，由西口进去不远折往南再拐往东到一小方块地方止，共有门牌13个号，住宅的房屋均破破烂烂。巷内的东头有一个平房大院是近年来区办的“西安日用电器有一厂”。
(3)“先贤巷”，曾一度改名为“红缨二号”，现又复原名。相传吕洞宾和两位贤人在这里歇过脚，故名。但吕洞宾(即吕纯阳)是八仙之一，属道家。相传吕是唐朝河中府永乐县人，生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农历四月十四日，是道教“正一”“净明”等派的祖师爷，他怎么成了“贤人”呢?可能是讹传吧?这也是一条半截小巷，只住了少许人家。
(4)“西安日报社”。在清代，这里是“左营参彪署”，民国初年，在这里开过皮房，抗日战争期间，这里驻扎的是国民党务局稽私队，这是个特务机关，有一个公开的无线电台，曾被我党的力量打入，台长是地下党员，便以此台作为地下党正式的秘密电台。这个电台是150千瓦的，功率强大，距甜水井路东“大有巷”内的特务机关国民党“军统驻西安电讯侦察科”不远，地下党使用的呼号又不是每日报表上所填写的呼号，加之经常是深夜发报，敌特只用了一部小侦察机器就侦察出来了，因而引起敌特的怀疑和注意。有一次，这个地下电台所发的电报被敌特的侦察台从空中截获，特务立即逮捕了在电台工作的同志，关押在太阳庙门至“至善寺”的“西北特种拘留所”监狱内。这次在盐务局稽私队内捕人是特警组和军统侦察科同时行动的。解放后，将稽私队用过的这个地方拨归省人事厅，该厅未用，于1953年让给了“西安日报社”使用。翌年，报社要在院内东北角修建一座排字房，挖地基时，在地下室的防空洞中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电台，就是上面说的那个电台。在报社南隔壁的一院房，属原盐务局的房产，据说解放前这里做过“育婴堂”。由此往南不远，有一所大院是民国年间西安大古董商阎甘园的房子，院内木机构的两层旧式楼房今尚在。解放前在这里开过旅馆。解放后，住的是“西北财经委员会”，以后拨给“西安日报社”做职工家属宿舍。
(5)“龙巷”，这是一条窄半截巷，在“文革”中曾改名“红缨一巷”，现又复原名。现在此巷内门牌1号的房子虽已很旧，但仍坚固美观，由用水磨砖砌到顶的高墙，和院内以木结构为主的雕花门楣与格门来看，当年是所很阔气的深宅大院。相传房主人姓龙，是清代的一位大官，是这个地方的豪门，况且过去人们认为“龙”是代表吉祥幸福的意思，所以把龙家住的巷就取名“龙巷”。以后龙家衰败，将此院卖给对于国学很有研究的吴敬梓先生(已故)，至今吴家的后代仍住在这里。在巷内的路南有若干房是“太阳庙门”深宅的后院。从巷口外往南不远是“太阳庙门”的西口，再南是南四府街的南端。
(四)太阳庙门与“至善巷”
1.太阳庙门
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老街道，由于在路北的东部曾有一座“太阳庙”而得名。至于这座庙名字的来历现在还未查清。我没听到中国有供“太阳神”之说，只知道在前1870年，古埃及法老给“太阳神、自然神和月亮神”建了一座庙名“卡纳克神庙”。另外，在8世纪时，印度北部克什米尔的加尔各答王朝，有位最强大的统治名拉利塔迭多，他建立了一些佛教寺院和印度教庙宇，其中最重要的建筑物是供奉“太阳神”的“大马坦达庙”。这条街的位置大致在唐皇城东南面“鸿胪寺”东部的南墙内，也是在唐皇城南墙中部“朱雀门”内的西侧。在清代叫“太阳庙街”，民国年间至今，人们称“太阳庙门”，“文革”中改叫“东升街东段”，现又恢复原名，现在这条街位于小南门内东侧，离南城墙约50多米远，东口外是“大保吉巷”的南头，对着“五岳庙门”，西止南四府街南头，全长约300米。街路基本笔直，只是将到大保吉巷南的一小段稍弯向东北。在民国十年(1921)以前，路南边有一条阳沟，其中的污水和雨水东流至小湘子庙街附近的两个大坑转入地下水道，冯玉祥第一次来陕后将这条街道整理过一次。解放后，彻底整修过的沥青路约六米宽，人行道很窄，均宽一米多。由于住宅离街路很近，所以多年来没在路边植树，现在行道上栽的法桐才有一握粗。“太阳庙门”一带显著的特点是路两旁都是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坚固的老房院落，一般都是三大间宽，两三进深。大部分街房的当中一间缩进去半间做大门道，这样不仅看起来大门庄严，而且便于在大门外等候开大门的人避雨雪。有些大门上有雕花的门楣，颇古雅。此街路北的门牌是单数(包括“至善巷”在内)共有219个号，其中有一处是在“太阳庙”的遗址上建设的“贴花印染厂”。路南的门牌是双数共有168个号，其中有一条是“贴花车间”。南北总计门牌387个号，不少院内都住着几户人家。
相传在“太阳庙门”的原太阳庙为明代末年所建，面积南北长，占了“至善巷”东侧的一多半，总面积900平方米。庙门朝南，在“太阳庙门”街的路边，山门三间，两侧的宽厢房各五间，有前后两座大殿，前殿供奉的是关圣帝君，后殿供的是太阳神。民国元年(1922)，庙内主持是毛和尚和利清法师，收了三名徒弟，一个叫“法智”(早亡)，一个叫“吾”，一个叫“挠”。师徒五人经常外出诵经念佛，法器齐全，远近闻名。解放前毛和尚与利清法师相继去世。1953年，“吾”“挠”二人到“卧龙寺”当了和尚。“太阳庙”另有房产一院在“至善巷”的南口外以西不远，是个一间宽三进深的小庙，庙内有两名和尚平素都住在“太阳庙”，听说后来他们还了俗。现在将这座小庙改建成了“青少年活动站”。
1934年，“太阳庙”内的厢房全被伪警察二分局占用。抗日战争开始后，东北流亡学生在这座庙内住过。1940年，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在这里成立了一所监狱，是秘密拘留所，人们叫它“秘密监狱”，1942年改名“国民党西北特种拘留所”，旧军统管辖，是西北有名的活地狱，专关押政治犯。由于该所的正门开在“至善巷”内，所以大家都知道至善巷有所秘密监狱。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末日将临，对革命人民的镇压越来越残酷，许多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无辜老百姓被逮捕后给头上罩个黑布口袋运到这里来。被拘留的政治犯日益增多，从1940年到解放前夕，共关押过5万余人，其中一些知名人士是我的老朋友，如郑伯奇、武伯纶、郑竹逸、王释奇、李鲠生等都在这里关押过。这个人间地狱，所有残酷的刑具样样齐备。手段极为毒辣。不少同志被害死在狱中，连尸体也没下落。如我的一位同学魏秉初，由于掩护地下党人，被秘密逮捕押在这里，以后永无消息。有些放出来的同志也多成了残废。临解放时，敌特竟将在押的许多政治犯用电线勒死，或连人带铐投入后院的深井里。当时流传着“太阳庙门无太阳”之说。解放后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尸体和骨骸，敌特为了遮掩群众的耳目，将临街的“太阳庙”内拘留所的后部与其西侧偏僻的“至善巷”内门牌13号院打通，作为秘密监狱的正门。
2.“至善巷”
“太阳庙”西墙外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半截巷名“至善巷”。据说巷的北头原有一个“土地庙”，供的“土地神”很灵，有求必应，所以这里取名“至善巷”。在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统治时，这里实际成了罪恶滔天的“至恶巷”。现在此巷属东升街的一部分(门牌上是“东升街”)。至善巷路西的南段是“太阳庙门”住户的东侧墙，北段除几院矮平房外，最后是西安晚报社后院的一幢两层楼，再北是一道墙挡住去路。墙以北属小保吉巷的范围。“至善巷”路东由南往北的情况是：进南口是原太阳庙前部的一段西墙。再北的一段墙内，是原太阳庙特种拘留所的旧平房，解放后将太阳庙内前后全部房屋重新修缮作为市级机关一部分家属院。1958年大跃进时，几位妇女创办的“味精厂”迁来这里，将原太阳庙的前殿拆除。后来该厂的生产继续发展，这里的地方已不够用，遂于1970年左右迁往龙首村下边的“青门村”，现在是西安市二轻局的“西安味精厂”，算是西北五省的一个大味精厂，产品销售国外，1976年，“碑林区印刷厂”迁到原太阳庙的后院，拆了原监狱的破房修建了大厂房，现在生产正在发展中。工厂以北是几家住户，由于解放后垫高了巷道，所以小院内很低而潮湿。解放初期，有一次阴雨连绵，在北头最后一家的门前陷了一个坑，经公安人员下去探测是个深洞。不知通向何处，是敌特挖的抛尸体的洞呢?还是防空洞?后来用石条将坑盖住，上面铺了石子水泥，修成路的一部分。
“至善巷”南口外的东侧临街是原太阳庙的遗址，它的前半部分现在“西安贴花印刷厂”，正门在“太阳庙门”的路北，由这里往东的路边是些住户。
(五)“五岳庙门”与其相连的“大保吉巷”和“芦荡巷”
“五岳庙门”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旧街道，在南城墙内，和“太阳庙门”在一条直线上。它在唐皇城南墙中间“朱雀门”内东侧的“太常寺”东南部范围内。唐代的“太常寺”是个什么机构呢?据《长安史迹考》中记载：“太常寺，以太常寺卿为长官，司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总辖郊社、太庙、诸陵、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等八署。”
“五岳庙门”西起“太阳庙门”，东止原“小湘子庙街”西口，明代就有这条街名，延续至今，在“文革”中曾改名“东升街东段”，今又复原名。
“岳”为山之尊。五岳是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汉文帝名刘桓，汉代人避讳，改称常山)、中岳嵩山。古代以三公之礼，祭五岳之神，所谓“五岳祭秩皆三公”(韩愈诗)，是很庄重的事。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九年(1444)在这条街的北侧建了一座“五岳庙”，所以这个地方取名“五岳庙门”。原来的“五岳庙”建筑华丽壮观，庙门朝南，山门内内塑有“四大金刚”神像，庙内有前殿、后殿、回廊、牌坊、水泥和花园，占地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在庙内有常住道士50多人，经常香火旺盛。相传庙内的诸神灵应，每逢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过庙会，五岳的道士都从远道来这里朝拜进香。周围养鸟的人都提着鸟笼来赶会，官宦们的家属也来逛会，庙内香烟缭绕，钟鼓齐鸣，熙熙攘攘，人欢鸟叫，异常热闹。
清宣统元年春，将原有的常备军扩编的步兵两标(即团)，马炮各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张光奎(字聚庭)担任一标二营左队司务长，民国初年他担任了实业司司长，看见张凤翙在菊花园修公馆，张伯英在冰窖巷修公馆，于是他也要修公馆，选择地址时，看中了“五岳庙”这个地方，拆除了庙门内的房屋，建了一幢楼房，并在庙内重修了花园、假山、亭子等作为公馆，同他的后妻卢慧卿(即当时有名的傅二姐)住于此。
关于傅二姐这位名人的故事在这里略提一下。卢慧卿是长安县郭杜人，风流而聪明，在西安的西关住时，新军中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年轻军官常到她家去玩，并常在那里聚会商量有关革命的事宜。她出自穷家，受过剥削和压迫，又机智勇敢，有胆有识，所以很容易接受新思想，也参加了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活动，并能双手打枪。听说她在五岳庙住的时间不很长就病逝了。同盟会人为了纪念她对革命的贡献，把她葬在五岳庙的后花园内，并立有墓碑详细叙述了她的生平。关于她的死还有个迷信传说，傅二姐从不信鬼神，要将五岳庙的神像拆掉，别人劝阻，她不听，在封建迷信盛行的旧社会，她这种做法当然要被视为大逆不道了。当她亲自督促打掉大殿的泥像时，忽然跑出了一条大红蛇向她扑去，吓得她打了个冷战，从此精神萎靡，丧魂失魄，医治无效而死。还有一说：由于她搬了神像，一次在洗澡时，忽然出现一条大蛇把她吓死了。
相传张聚庭离陕后，在他的公馆内设过“陕西省会救济院”，此院先属社会团体，以后因官府借用院中经费，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改归官办，附设有养老所、孤儿所、残废所、育婴所、妇女教养所、平民住所等单位。全院常年经费为7．2万余元。以后“贫民医院”和进步的《秦风日报》社也用过这个地方。解放前，陕西省主席熊斌的行营设在“五岳庙”，他的公馆建在庙斜对面的小湘子庙街西头路南。以后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军法处设在五岳庙。在对面的一块空地上建了些简陋的平房为住军队和放汽车之用。以后利用这些平房设的是传染病院。解放后，其中大部分房屋因受白蚁损害而倒坍，有些房经过维修曾先后做过省、市委的干部家属院，现在这里存在的几间高平房内还住着市级干部的家。解放后靠南城墙根增修的一些汽车房，现尚在。
50年代前期，陕西省委驻在五岳庙，并修建了办公大楼，1954年下半年西北局撤销，省委迁入原西北局所在地建国路南段48号院，将五岳庙全部地址拨归市委统战部和文教部等单位使用。在“文化革命”中，1968年，西安警备司令部占用了这个地方至今。原五岳庙大门东边的一小段花砖墙现仍在，墙内的平房现在是住宅。
在清代，五岳庙紧西边有座土地庙，以后为公安局使用，这里现在属警备司令部范围内，已建起了新楼房。再西，清代建有“药王洞”和“龙王庙”，这些小庙早已消灭，遗址上建的是住宅。
“五岳庙门”的面貌。这条街在解放前坎坷不平，解放后，将路填平修直，并铺成沥青路面，全长241米，包括窄人行道在内均宽8米，近几年来才在路两边植了成行的槐树。这条街除新建了少数楼房外，大部分仍为平房，式样和质量既不讲究，也不大整齐。共有居民187户，其中有些大门内都是住几家。路南的住宅离南城墙根的距离和太阳庙门的情况类似。过去这里也和太阳庙门一样，雨水流向小湘子庙街入下水道。相传从五岳庙门到大湘子庙街和南大街南段的一长段路，在清代有位姓赵的(有人说姓晁)大官出钱用石条铺过。以后还有位赵姓大官出钱将南大街北段也铺成了石条路。人们将前者称为“南赵”，后者称为“北赵”。北赵的房产很多，在南大街和湘子庙街都有许多房，但这家富翁垮台很快，到民国初年将卖剩余的房屋又卖给督都陆建章的家属了。
2.“大保吉巷”
在五岳庙门的路北，有“大保吉巷”与之相连。
这条巷的位置大致在唐皇城内“承天门大街”南段的西侧。清代叫“保吉巷”，因巷内的西侧有条小巷叫“小保吉巷”，所以人们在原“保吉巷”上加个“大”字，以示区别。几十年来巷名至今未变。此巷南起“五岳庙门”西口外，北至南院门街的西口，已修整为沥青路，长351米，包括窄人行道在内，均宽五米多，人行道上成排的槐树尚幼。在巷的东西两边密集着住户，院落多系旧平房。
唐太极宫南墙中部的正门“承天门”和皇城南墙中部的“朱雀门”南北相对，皇城内的“承天门大街”与皇城以南的“朱雀大街”在一条直线上，而现在的南、北“广济街”和“大保吉巷”都正在承天门大街的西沿，听说按城市建设规划，将来要拓宽这几条街巷与现在正南城墙外修筑的体育路(暂名)接通，恢复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名称。唐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宽150～155米，看来新筑的路远没有这样的宽度。
在“大保吉巷”北段的路西，清代有一所“江苏会馆”，面积是南北长东西窄。在反动派对进步势力和革命人民极端压迫下的1936年前后，西安第二中学学生地下党员王洪德同志曾借这个会馆秘密主编出版了一个四开版的刊物叫《朝报》，由于经费极困难，每期只能印两三千份，不久被敌人逼迫停刊，经过多年的变迁，现在原会馆地方全是旧平房住着人家。
大保吉巷路西有一条弯曲的窄巷名“小保吉巷”。此巷的两头都在大保吉巷内，北口在原“江苏会馆”的北墙外，南口在会馆以南。巷南有五个拐弯，路全长625米，均宽约4米，没有专设人行道，路旁也没栽树。巷内最西边有南北走向的一小段，在《清代西安府图》上把这里叫“杜甫胡同”，后来将这一部分也改叫“小保吉巷”。整个小保吉巷的地势比大保吉巷的路面低，巷内两侧密集着破旧平房小院落，不少住宅又比巷子的路面低些，于是院内更加潮湿。远在民国初年，南院门和西大街一带是西安城内商业集中最繁华的地方，大烟馆和妓院也相当多。我少年时就听说保吉巷的“暗门子”(即暗娼)多，后来公开的妓院也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小保吉巷内。据说，这里妓院大多属三等及更下等，去逛窑子(妓院)的人多系一般商人、伙计和体力劳动者；而东大街开元寺的妓院有头等二等的，至于端履门的少数妓院则属上等的，设备阔气，是有钱有势的人去逛的地方。这次我为了解小保吉巷的情况，第一次到巷内漫步，就地形看，可能当年由于此地避背，又是弯弯曲曲，不是行人车马常到之处，所以才逐渐形成了藏垢纳污丑恶凄惨的地方。虽然这里在解放后，垫高修整了巷路并整理了部分房屋，但还遗留有许多破旧院落和拥挤的迹象。
3.“芦荡巷”
这条南北走向的巷子，位置大致在唐代皇城内承天门大街南段的东边，巷的南口当在朱雀门内的东侧。由清代到60年代初名“卢进士巷”，在“文化革命”中，改名“芦荡巷”(因在“文革”期间演过一本戏名“芦荡火种”)至今。此巷南起“五岳庙门”，北止“南院门”西头，巷内是沥青路面，长342米，人行道约宽5米(基本上是原来的宽度)，行道上成行的槐树尚幼。在南口内的路东有一段墙，是原五岳庙西侧的范围。在北口内的路东有一段墙是西安市委家属院西侧的范围。在巷北段的路西，现在有一个“西安无线电六厂”。此外在巷道东西两边都是平房住宅，也和南城的其他街巷相似，基本上仍保持着古朴的面貌。
(六)“湘子庙街”(包括小湘子庙街)以及与其相连的“大车家巷”和“德福巷”。
“湘子庙街”，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东升街东段”，在大南门的西侧，东西走向，离南城墙约60多米。西起“大车家巷”南口，东止南门盘道，沥青路面。这条街当在唐皇城南边“朱雀门”内以东和“安上门”(皇城南墙东部的城门)内以西的一段南墙内。与这条街路北相连的芦荡巷、大车家巷和德福巷的位置大致都在唐皇城承天门大街的南段以东和“安上门”街以西的“太常寺”范围内。
湘子庙街全长521米，均宽12米(其中小湘子庙街仅宽六米多)。相传，在唐德宗(李适)年间，韩湘子与其妻林英曾住此处，因得道成仙，为八仙之一。清代在原大湘子庙街西头的三角地带建有一座“湘子庙”，这条街因庙而命名。在清代，由“大车家巷”的南口起往东到南大街止，这一长段路统名“湘子庙街”，后来人们将西段叫“小湘子庙街”，东段叫“大湘子庙街”。
“湘子庙”的来历和在这里的革命事迹略述于下：
韩湘，字北渚，中过进士，官到大理承，是韩愈(唐代著名的文学家)的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