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孙。据民间传说，韩湘子为人清廉，见解超群，性情豪放，对世事异常不满，于是看破“红尘”，断然出家修道成了神仙。唐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正月，迎凤翔的法门寺佛骨入宫，供奉三日，一时京城轰动，到处燃香供佛，给社会造成极大浪费，韩愈上《论佛骨表》极力反对供佛骨，触怒了宪宗，由刑部侍郎贬到广东任潮州刺史。已经53岁的韩愈到了大雪拥塞的蓝关(陕西蓝田县东南)，看到白云横亘的秦岭，感到前途渺茫，极为悲观，正在此时，韩湘于严寒中赶来看望受贬斥的韩愈，人们对此举颇赞赏。后世人由于对大文学家韩愈的不幸深表同情，对韩湘也就增添了尊敬。这可能是修建湘子庙的原因。在旧社会，民间有关于“韩湘子度林英”的故事“善书”，作为劝善的一种材料。
“湘子庙”在清代就有，修建的具体时间不详，庙的大门楼朝东，三间宽，上面有一层三间宽四边带飞檐的楼房，下面中间是门洞(出入的走道)，门楼两边各有一段围墙。庙内有前后两座大殿和南北两边配殿，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1930年前后，“湘子庙”为长安县教育局使用(当时德福巷，大小湘子庙街均属长安县管)。1935年，东北军来陕驻扎西安时，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将湘子庙做了“东望小学”的校址。1936年东望小学迁往蚌埠，将原校址交给“竟存小学”使用。这所小学是我国现代教育家共产党员车向忱(辽宁省人)所办。向忱同志的爱国思想和俭朴刻苦的作风，很受人们尊敬，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东北的“甘地”。1936年春，为了培养抗日救亡的新生力量和教育流落在西安街头的东北儿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东北军与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下，于1936年下半年，向忱同志用身边仅有的两元钱，在西安东关借了已停办的“火柴公司”的几间旧房和一些破桌凳，创办了“东北竟存小学”。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志来西安时，给这个学校捐过款，当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每月秘密帮助三四百元，并派地下党员到该校工作。1937年1月间，竟存小学校迁到湘子庙时，有高年级学生两个班，初年级学生四个班。当时该校每星期不作“总理纪念周(为纪念孙中山而设，国民党规定各校每周均须举行一次)，早晨下午不搞升降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礼节，不唱升降旗的歌，而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所进步的、革命的学校非常嫉恨。1937年上半年，发生了学校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一位教师和一名校工被捕而且遭受百般拷打的事件。尽管如此，这所学校不但没有被摧残垮台，反而办得更有生气，当时除小学部以外，1937年夏还成了“竟存中学”，将小学部移到湘子庙背后一座门朝南的小庙内(人们将这个庙叫“小湘子庙”(后来这里改建成了住户房)，原址为中学部使用。在相距不远的五岳庙对面的一块空地做了中学和小学的操场。1938年秋，由于日寇逼近，敌机常来西安上空轰炸，各公立学校纷纷外迁，私立竟存学校迁往凤翔县，小学部设在东关外的火神庙，中学部设在城隍庙。
“东升街东段”路北的各条巷道，由西往东是：
1.“大车家巷”。南起小湘子庙街的西口，北到南院门街的东头，这条南北走向的巷道清代就有，名字至今未变，可能这里由于当年住过姓车的显赫人家而得名，现在基本上仍残留着旧面貌。由于这条巷的北口在南院门，又能过北走向的“竹笆市”街到繁华的西大街，是一条交通要道，所以解放后，在不多拆民房的原则下，适当地拓宽辟直了道路，并铺成沥青路面，彻底改变了晴天几寸土，雨天泥没胫的状况。路全长333米，包括很窄的人行道在内均宽7米，行道上植有成行的槐树。巷内两边的旧平房中有些已翻修一新。在路西的南段，设有“科技印刷厂”，北段有一长段墙和一条半截巷(原名“横巷”)是西安市委家属大院的东侧，原来从路边到横巷内一大片地方上都是平房，住着居民和市委的一些干部家属，近年来将旧房拆完，建起了几幢漂亮的楼房。在北口内路东有一条半截巷名“小车家巷”。长约277米，宽3米多，巷内全是普通的旧平房院落。由小车家巷的西口进去往东南不远有个“碑林区制图厂”，由这里折向正南，在尽头处，清代建有“江西会馆”，该会馆的南沿在小湘子庙街的西部。解放后在这个地方办了一所“车家巷小学”，“文革”中改名为“东升街小学”。
2.“小湘子庙街”。这条短街西起“大车家巷”南口，东止“大湘子庙街”西口，现在属于东升街东段的范围内，已取消了原来的街名。由于路两边密集着人家，解放后修地下水道和铺沥青路面时，也和南城墙内一带其他街巷一样，尽可能未影响民房，所以街的宽度基本未变，车路宽约6米多，留出的人行道宽窄不一，宽处约两米。行道上成行的槐树才有两握粗。街两边的旧平房院落有些已重修过。街的北侧多是老房颇整齐，进西口内不远有一条半截巷也属东升街东段，在这条小巷的路东是小湘子庙街住宅的西侧墙，路西有十个院落，每个院内住几户人家，都是解放前的旧房。在小湘子庙街路南的西口内，有一大院平房，设的是“碑林区南院门塑料印刷厂”，由此往东全是三四进深的平房住宅，后院靠着城墙根。到东头，由西往东，依次设的是“碑林区人民检察院”“西安市房产第一分局第一房产管理所”和“西安市住宅公司一队”等单位。由房产管理所院内三大间平房的带雕花墙头的厚砖墙看，可能这里是清末一座庙宇的遗址，现在这里新建了若干平房和一幢二层楼。由此稍斜向东北，过七院住宅到一块三角地带的南侧便是小湘子庙街的东口，也是大湘子庙街的西口。
这块东头很窄西头宽的三角地带上，清代就有“湘子庙”，民国年间虽有机关和学校等单位使用过，但年久失修，屋宇已很破烂。解放后，拆去原破烂门楼，新修建了五间宽高大的门房，大门开在正中面向东，门内带雕花屋脊和花砖墙的北殿的配房经维修现仍完整、南配殿的房只残留了一部分。院子三间宽，大殿五间宽，紧接大殿的二殿也是五大间，殿堂两边各留有一间宽的走道。两座大殿全翻修后，发亮的红漆大柱和新换的玻璃门窗相辉映，光彩夺目。原来带雕花的山墙上部仍保留着。现在这里住的是“西安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第三站”。
3.“德福巷”。清代名“德护巷”，民国年间一般人叫“黑虎巷”，现名“德福巷”。这条南北走向的巷子并不直，南起原大湘子庙街的西口，稍弯向西北，再向北一小段，转向西再拐向到“粉巷”的西口止。解放以前，德福巷的路有些段落窄得不能并行两辆马车，如果正在通行的一辆骡车，看见对面又来了车，即刻就高声吆喝“站住!”等他过去了，另一辆才能过来。解放后，见于这条窄巷两头联系着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是一条较重要的交通线，所以只得拆了些住户的门房，拓宽和垫高了道路。现在这条沥青车路长272米，宽约6米，两边留的人行道大部分只有一米多宽，少数地方约两米多宽。行道上成行的槐树每株只有两握粗。在巷内的东、西两边共有门牌64个号，都是解放前的平房院落，天井内低而潮湿，其中有许多住宅是三四间宽较讲究的房子。记得民国十年左右，在巷内南头的路东，有一座以木结构为主的两层楼房为我的故乡“城固县”会馆租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找不见原址了。
在“德福巷”的南段有一大院讲究的旧房，相传是多年前的“黑虎庙”，供奉的是“黑虎爷”，这是不是“封神榜”上的“黑虎灵官”呢?过去往往把神称“爷”，如把“天”称“天爷”，把关公称“关爷”，把张飞称“张爷”等等。原黑虎庙三座山门朝北，门内是五间宽的大院，东西配房和上房(大殿)都宽大，全院房屋虽经多次翻修，但当年的门房及厢房的水磨砖华墙尚保存着。民国年间，在这里办过“德福巷小学”，抗日战争期间，为避免敌机轰炸，学校迁到城南的长安县，原校址由教育界的少数人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需上学的孩子。抗战结束后，一些官僚资本家集资在这里开设了私人银行。解放后，银行关门，将这个地方改为粉巷“西安市第一医院”的职工宿舍至今。
4.“大湘子庙街”。这是一条东西走向较宽的街道，南北两边都是很坚固讲究的深宅大院，有些是官僚的住宅，有些大房为单位和学校所用。从70年代后期至今，这里大拆大修，在开阔的沥青路两边高楼崛起，行道上槐树成荫，花坛罗列，呈现出一派活跃景象。现将这条旧街新貌的情况略述于下：
这条街离南城墙根约70米左右。解放后修的沥青车路宽约7米，人行道宽约6米。
现在大湘子庙街西口内的路南，由西往东的情况是：一所高大的五间宽几进深的四合院旧房，经过彻底翻修油漆后，仍是一所典雅的有古城风格的漂亮院落，现住的是“中国邮电器材公司西北区公司门市部”。东邻原有几座旧大院已拆除，临街建起了一幢六层楼是“电力工业部西北水电勘察设计院西安建院筹建处”，其后，有60年代建的二层楼房，现住的是“陕西省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测量队”。在筹建处大楼紧东的正偏两院，合计五间宽三进深的高大平房院落仍完整存在。这是由20年代初至70年代武氏的住宅。
武家不仅在大湘子庙街有名望，也是革命烈属的家庭，就我所知，武述善(字念堂)老先生是清代举人，做过山西汾阳的知府官，当时被称为西安的四大老之一，解放前已去世。他的儿子辈，有的是进步人士，有的是中共党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子武宪祖(字少文)系民主人士，30年代初期，在西安竹笆市创办了“阿房宫电影院”，设备较为先进，影院自己发电，购进的是新式放映机，放映的是“联华”等公司较好的国产影片(当时是无声的黑白影片，如当时的男明星金焰和女明星阮玲玉主演的“桃花泣血记”)。当时还有盐店街开的“秦光电影院”和在五味什字(今西安市第六中学址)开的“国民大戏院”，都相继停业了。唯独阿房宫影院在武少文的惨淡经营下，独立支持下来了。解放后，这个影院改为公私合营后，武仍继任经理多年，几年前已去世。次子武喜祖(字止戈)，是我永不能忘记的良师益友，他是中共党员，在苏联留学和工作过几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在北平做地下党的工作，我在北平读书时，认识了他。他体格魁梧，聪明精干，热诚豪爽，很能吃苦耐劳，为了专心专意干革命不结婚，为避免特务跟踪，没有一定的住址，整天为完成革命任务而辛苦奔波，所以朋友们亲昵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腿腿”。他不仅鼓励我多读有关革命理论的书，努力学外文，而且非常关心我的安全。有一次我要去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听讲演(我们知道是共产党人化名做讲演)，他再三叮咛我，“会场内外一定有很多密探，脑袋后面也得长眼睛，提高警惕，看情形不对，就赶快离开会场，以免被逮捕遭无谓的牺牲”，真不出他所料，刚一开会，密探就开始活动了，我和几位同伴赶快出了会场，霎时间会场大乱，后来听说捕了几十个人。1932年冬，我被捕，在监狱蹲了几个月，出狱后，匆匆回了西安，从此再没见过他。翌年夏，听说他去绥远省参加了抗日战争，在古北口被敌机投弹炸死了，我很难过，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老三武庆祖(字思茂)，1925年左右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很精干活跃，曾回陕参加过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听说在抗日战争中期在西安患肺病逝世。老四武志祖是我上小学时的同班，后来他为了多学英文转入基督教会在北大街办的私立圣公会学校，继而去上海读书，又留学日本，也和他的哥哥们一样极聪颖，擅长语言学，精通英文和日文，解放前后，在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大学担任外语教授多年，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为人正派。一贯拥护我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文革”中被认为是“学术权威”而受冲击，在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几年中，患脑血栓病半身不遂，医治数年无效死去。老五武慰祖，解放前是地下党员，曾一度和我在城南兴国中学同事，他通过一位打入国民党军统中工作的亲戚为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担任西安市某局的领导工作，在“文革”中受迫害病死。老六武德祖，现仍健在，是干部。
武家的房子，在70年代为“中共碑林区南大街街道委员会”所用。同时将武宅的东偏院拆去一半，向城墙根开辟了一条南北走向的窄巷，这是为一些新住户开的通道。在巷的西侧盖了一些平房小院给搬迁户住，共有6个门牌，门都朝东开在巷内，武家的部分后人仍住在原东偏院剩余的房中。在巷的东侧，全是大湘子庙街东头的一个四进深大院的高墙，直延伸到城墙根。就这院房屋尚存的门楼和建筑样式看，可能是旧时代的一个大商行。由这里到大湘子庙的东口也曾是多年前某大官的几进深的深宅大院。解放后，开辟南门盘道时，将这院讲究的房拆去了4／5，残留的粗梁大柱的楼房，在盘道边清楚可见。从街口折往南到新城门洞内的西侧，是一段拆了房的高地基，上边搭了一排石棉瓦做屋顶的简陋窄房，其中有的是住户，有的开着小商店，不久在城墙根旁开辟车路时，将全拆掉。
大湘子庙街的西口内，路北的面貌近年来也变化很大，大部分旧房已拆除，在原地建起了大楼。现将路北的设置变化情况，叙述于下：
路北的西口内，原来的三院平房已整修一新为住宅。东邻新修的三间宽平房是湘子庙街唯一的饭馆。其东原来的深院住宅旧房被征用拆除后，新建了一幢三层居民楼，楼后新建的五层楼是邮电部第二工程公司的家属区。在居民楼的东侧，原来是一院高大的平房，是本省山阳县人陆梧山的房产，在清末和民国初年，陆是西安房产最多者之一，这个大院在民国五年前后为“通志局”使用，后为住宅，前几年拆了一旧街房新修几间平房作为“碑林区南院门税务所”。再东是清代至40年代初的“全浙会馆”地址，曾是西安教育事业方面的一个著名的地方，我在这里介绍一下：
西安是陕西的省会，又是西北的政治经济中心，清代就有不少外省人在西安做官或经商，所以他们也就集资买地皮修建了便于聚会的地方叫“会馆”，如“湖广会馆”“江西会馆”“江苏会馆”“三晋会馆”等等，其中不少修建得华美宏伟。
这所“全浙会馆”建于清光绪年间，临街一排朝南的高平房是会馆正院的门房，在正中的大门内建有一座大戏楼，既演戏，又是开同乡会时的主席台，台前建有高屋顶的大会场，东西两边是木结构的两层楼，作为开会或演戏时的楼座。会场北面也是一长排木结构的两层楼。在正院的东西两侧及其后，有平房小院和空场地。民国四五年间，在“全浙会馆”的正院开过“榛苓社”秦腔剧院。民国十年以后，工商界在这里办过一所学校，取“通商惠工”之意，命名“通惠小学”。
在抗日战争的第二年(1938年的下半年)公立中等学校纷纷外迁，留在西安城内的许多学生无学校可住，于是陆续成立了一些私立中学，既有利于学龄的孩子，又可收学费维持许多知识分子的生活。
1942年，在西安的部分江浙头面人物倡导并筹款利用全浙会馆地址创办了一所私立中学名“东南中学”。将原会馆街房当中的三间作为学校门房，会场做了饭厅，两厢楼房做宿舍，会场北的楼房及会馆正院两侧的三合院平房改成了十几个教室。由于该校的钟点费较高，且能保证按月发给，所以聘请的教师大多水平较高，教课又认真负责，如当时的历史教师王芾南(现为“民进”的负责人)、数学女教师梁惠中(解放后被评为“特级教师”)等。因而解放前的东南中学在西安私立中学中最有声望，规模最大，每次招考时，报名人数很多(报名费是学校的一项大收入)，但受校舍少的限制，不能大量录取，所以不少学生未考上只好望门兴叹。解放初，该校有13个班，其中高中只有3个班。1949年西安解放后的7月初，西安市军管会文教局借东南中学举办了第一期“西安市小学教师暑期学习会”，参加的学员是由市文教局从各校选出的人员。学习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当时市军管会秘书长何寓础同志，秘书主任是文教局小教科科长张钺同志(后担任教育局长多年)。学习会除学习当前形势、《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由郭琦同志讲，郭现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以及有关的政策，还组织学员去西关飞机场为解放军伤病员洗衣服，搞卫生等活动。第二期学习会改在西北大学举办，学员仍由文教局选定，这一期的人数较多，当时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到讲习会讲话，并宣布兰州即将解放，学员们听了极为兴奋。这两期学习会的学员都由国家供给伙食，吃大灶(叫“包干制”)，再无任何补贴。1952年10月25日宣布全市的20个私立中学都并入“东南中学”改名“西安市第五中学”，给该校集中了一部分较有名的教师，校长由老教育工作者赵曼青同志担任(赵在解放前是地下民盟成员，解放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市教育局副局长多年)。市五中在原会馆正院以西又增建了四座教室仍感校舍不够。1962年发现原会场高屋顶的大梁和檩都被白蚁蛀蚀，遂将屋顶拆掉，留的空场用处不大。东南中学所在的大湘子庙街四周人口稠密，学生很多，班级增加快，但学校以西是住宅，以东是“西安市工商联合会(这里在清代至民国年间是“安徽会馆”)，以北是粉巷市第一医院的后部，所以无法扩充校址。1962年在书院门的“西安师范”停办，1963年将第五中学迁到原西师校址，到70年代前期，五中已发展为高初中共40多个班的大规模学校。私立东南中学改为第五中学后，除原有的部分教师外，又增派了一些久负盛名的教师，其中有些以后被调到市师专和陕西师大任教，第一任校长是赵曼青同志，以后由教育界知名人士民盟成员韩自颖先生继任校长多年，至1974年他已年逾古稀退休。韩老先生早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青年时即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在北京上大学时，思想进步，经常参加爱国运动，如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向总统段琪瑞(北洋军阀)请愿时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他是参加者，幸而未遭屠杀。多年来一贯是爱国民主人士。
原来“全浙会馆”的全部房屋和以后办学校时增修的校舍，于1980年前全部拨归市第一人民医院，政府拨款将旧房拆除，陆续建起了五层高的病房大楼和三幢五层高而长的职工家属楼，最后临湘子庙街北沿的一幢，看起来更坚固更漂亮，给这条街增添了现代化和美化的光彩。这个建筑群东边原来的一大院平房，据说是民国九年“西安商会”的会址，后来名“西安市商会”，直到解放。现在此院的街房因破烂已拆除，旧式带花檐的厢房和上房尚在，已翻修一新，为某单位使用。再东是一院修建得颇讲究的三进深大平房院落，解放后住的是“市工商联合会”，在“文革”中曾改为旅馆。现在这所较典型的深宅大院尚完整。原来由这里到东口的南门十字这一段内，约有三间宽一院的10所院落，近些年来，其中有些改成了小商店。80年代初，拓宽南大街马路时，这些旧房已全部拆除，地址归于南大街南口的范围，将新建大楼。
湘子庙街的东口外是南大街和南门。
明代扩建西安城后，南门大致在唐皇城东部的“安上门”位置，南大街即在“安上门”大街的南半段。原来在“安上门”内的西侧是唐皇城内“太常寺”的范围。从安上门的东侧起，往北至今“东木头市”(大致在唐皇城第6横街上)西口，往东顺皇城东部的南墙延伸到今“开通巷”，由此折北至“东厅门”，这一大块长方形地区，是唐皇城的东南部，在唐长安城墙上，这是“太庙”的范围，其间由西往东的设置是：太庙、中宗庙、元献皇后庙和太庙署(署东署南都有街道即皇城的东南隅)。清代，在这个范围内的设置有：“书院门大街”“安居巷”“三学街”“兴隆巷”“卧龙巷”和“新开道巷”(即后来的“开通巷”)等。
(七)“书院门”及与它相连的“安居巷”
1.书院门
书院门位于南门东侧，明代筑的南城墙之北，西起“南大街”，东至“安居巷”南口，是由南大街通往“西安碑林”“陕西省博物馆”的要道，因其中段的北侧曾有“关中书院”，故名“书院门”。街为东西走向，长325米，包括宽窄不等的人行道均宽10米，解放后修为沥青路面。这条街的行道树颇别致，不像一般街巷植的是槐树、法国梧桐或枫树之类，而在南北两人行道上是匀称成行的“核桃树”，现在长得一握半粗，枝干上已结了很多核桃。沿街的建筑以平房为主，包括原“大吉厂巷”在内共有门牌110个号，住573户。在这条街上驻有碑林区委、区人大常委、区人民政府、小学、中学等12个单位，为居民和机关的混合区域。
“书院门”不仅是西安最早的文化街之一，也曾有过革命军的足迹。1911年(清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湖北武昌发动了辛亥革命。西安的同盟会员们，公推当时任协(旅)司令部参军官(少校级)兼代二标(团)一营管带张凤翙为首领，于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二，是星期天)在全国首先响应武昌革命的炮火声中，宣布起义。西安新军的一路队伍从西城外大营盘出发，进南门后，沿书院门街一直向东，再经开通巷拐向东县门的军装局(今西安市第八中学校址)，砸开军装局库房门铁锁取得了枪械弹药，从而得以胜利地推翻了满清王朝在陕西200多年的统治。
“书院门”的西口原来在南大街南端的“南门什字”，解放后修建南门盘道和近年来拓宽南大街，相继拆了西口内南北两边共约10院住宅(每院三间宽)，西口往后缩进了许多。现将“书院门”南北两边的设置与变化分述于下：
“书院门”的南沿离南城墙根约200米。
清代至解放后，在西口内，原来有几家住宅和一条半截巷名“挂面营”，修城门盘道时全部拆除。由现在的新西口进去往东过三院住宅有一条“大吉厂巷”(曾一度门牌上也写的是“书院门”，现又复旧名)，巷名由清代沿用至今。这是一条倒写的“丁”字形的半截巷，北口在书院门，南不通，全长约211米，宽约两米，巷内住满了人家。在巷内南端原有一大间房宽的小庙，每年过会时，给神唱木偶戏，求神保佑免除灾难，前些年在破除迷信中已将小庙拆除。在巷南头的东、西两段窄巷都不通外边。由“大吉厂”巷口外折向东到书院门的东口，全是平房院落，离东口不远处有民国年间一位大军官冯钦哉的公馆大院，前些年已拆去了大部分旧房，新修了大门，在大门内的东侧修建了一幢二层楼，西侧的旧平房仍在，在中间的大院南面修建了一幢四层高东西长的大楼，这座大楼内现为“中共碑林区委员会”“碑林区人民政府”“区人大常委会”和“区政府”等单位。由区政府往东过20间房宽便是书院门的东口。由这里往东转到“三学街”西口这一段短巷，从清代至解放前叫“侯家拐”。现在这里属“安居巷”的南头。
书院门的路北：
现在书院门西口内路北的第一家(门牌77号)房后面就是老远引人注目的“宝庆寺华塔”。在《关中胜迹图志》中记载：宝庆寺在唐长安城的安仁坊(此坊在郭城中部朱雀大街北段的东侧，与荐福寺塔——小雁塔同在一坊)，为隋文帝杨坚仁寿年间(601—604)修建，隋文帝和后代的唐中宗李显都来过这里。这是以收藏经典为主的寺院。到文宗李昂太和、开成年间(827—840)在寺内又修建了这座寺塔，因塔用五色砖砌成，所以又叫“华塔”，因而寺院也叫“华塔寺”。唐昭宗李晔天祐元年(904)，节度使韩建放弃了宫城和外郭城缩筑长安城(叫“新城”)时，仿照在郭城内的原“宝庆寺”寺院和寺塔样式重建于南城墙内现在书院门的地址。这座华塔为六面七层，高约23公尺，龛内嵌有魏、隋、唐等朝代的石刻佛像。《通志》中载：“五代时，此寺的殿宇遭灾祸被焚，唯塔保存。”据清末在西安高等学堂任教的日本人足立喜六所著《长安史迹考》中关于“宝庆寺”的记载：“唐末司空曙的《经宝庆寺》诗：‘黄叶前朝寺，无僧寒殿开，池清鱼出曝，松暝鹤飞回。石砌碑横草，阴廊画杂台，禅宫亦消歇，尘世转堪哀。’”可见当时这座名寺已沦荒废。同书中还记载着：“此华塔周壁上刻有十数个精丽之半裸石佛，在本殿内壁上复嵌佛十二，俱极精巧，断为盛唐名作，就中亦有存留‘长安’(武则天做皇帝时最后的一个年号)、‘开元’(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二个年号)年号者。据传此石佛原在唐光宅寺，及至改筑长安城，方移至此寺云。”到明代的代宗朱祁钰景泰二年重修了宝庆寺。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年间工部尚书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长安城南人，著有记载陕西学术的《关学篇》，在朝与阉党斗争失败，认为他是东林党人，所以受迫害，于是解职回长安故乡。先在“宝庆寺”讲学，后因学生日增而地方狭小。陕西大吏为发扬“关学”(以忠君思想为主)，便在寺东修建书院取名“关中书院”。清世宗胤祯雍正元年宝庆寺住僧文天重修寺阁。民国六年，在书院门创办女子模范小学(今书院门小学的前身)时，占用了华塔寺东部的一些地方。据《西京之现状》(陈光尧写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间)中关于“宝庆寺”的记载：“宝庆寺亦即华塔寺，在南门内警察分驻所中，寺中有塔，内藏唐时之石像石刻极多。在数十年前曾被日本浪人盗窃数十具，今已封闭不可登临。”由此可见，华塔寺的石佛像被盗过，且在当时塔已封闭寺已破烂，为国民党警察局占用。解放后一个时期仍为公安局派出所的驻地。50年代末期“大跃进”时，街道居民利用原华塔寺内的一些旧房办起了工厂。近年来因拓宽街道，将塔西侧的民房及南大街南头东侧的街房全部拆除，塔南边临街原派出所的大门及一些平房也全被拆除，在这大片空地上将修建高层大楼。现在塔的紧南边是简陋的街房为住宅。其东是今“书院门小学”。
在“书院门小学”以东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半截巷名“和乐巷”，清代就有此巷直延续至今，只是现在已不叫旧名，属“书院门”范围内。巷内的路约四米宽，共有旧平房住宅16个门牌。由此巷南口外往东过两院房，是今“西安市第五中学”。(关于“关中书院”——西安市第五中学的材料另写附后)
由市五中正门外到街边这一小段的西侧，在清代设的是“税市”，东侧是“香城寺”，这二者之间是一条通向后面的“关中书院”的路。清末，将“税市”地方及“香城寺”的东部分划入“关中书院”范围内，成了以后学校正门外的一块方形空地，在街边用砖砌成花围墙，并在墙的中部修了能通行大车的第一道学校大门。原“香城寺”早已泯灭，多年前在遗址上修建了些民房，至今仍是住宅，现在其中有一家开的是“风味小吃铺”，再东是书院门的东口，与安居巷相连。
2.“安居巷”
“书院门”的东口外，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安居巷”(解放前，讹叫“钱居巷”)，由清代至今名称未变。此巷南起“三学街”的西口，北止“东木头市”的中段，解放后垫高取直了道路并铺上了沥青，长383米，包括很窄的人行道均宽9米，巷内共有门牌97个号，多数是一个大门内住几家。在路西的南段设有“碑林区经济委员会”。路东的南段，门牌13号院内有一所在抗日战争前修建的砖木结构三间宽的二层楼房现尚完整，相传是八路军办事处购置的院子，西安事变时，叶剑英同志在这里住过。以后国民党某官僚在院内的南边又修了一幢较窄的三间宽二层小楼。此院以南有现代西安书法家段绍嘉先生的住宅。再南，到巷的南口这一小段内有坐东向西的三所深宅大院，院后边通到“长安学巷”的第二道门内。据说这是当年杨虎城将军的军法处长张庚依的住宅，由于张与地下党有联系，被敌人发觉后，引诱到外县活埋了，这些房子后来已转卖给别人了。安居巷南口外以东是“三学街”。
(八)“三学街”及与其相连的“柏树林”
1.“三学街”
“三学街”位于南门内东侧，是一条紧靠南城墙东西走向的街道，西口与“安居巷”的南口相接，邻“书院门”，东口在“柏树林”街南端与“下马陵”的西口相对。解放后，“三学街”这条古道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已整修一新，长330米，均宽约4米，人行道宽窄不一。近年来，整洁的沥青路两旁，绿化工作成绩优异，曾获“三八”红旗单位，和省市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用槐树和刺柏相间组成的行道树，使这条古道阴凉而常青、美丽而清雅。此街的西口离城墙根约四五十米，越往东便越斜向东南，到“文庙”南墙外的东段，路面则紧靠城墙根。
“三学街”名字的来源：这条街路北有并列的三条南北走向的小巷，西名“长安学巷”、中名“府学巷”、东名“咸宁学巷”，这三条带“学”字的巷道，出口都向南通到此街，所以命名为“三学街”。这里是住宅区，共有门牌40个号，几十年前一个大门内一般只住一户，近些年来西安人口猛增，这里也和其他街巷类似，一般是一个大门内住几户。在这里顺便将地方设学校的沿革简述于下：据《汉书平帝纪》中载：在汉代，地方教育已开始萌芽，国家还专设学官来主管，并把各级学校分为四类：郡办的叫“学”，县办的叫“校”，乡办的叫“庠”，村办的叫“序”。后世将府、县办的学校都叫“学”。明洪武二年(1369)改奉元路为西安府。清代西安是省会，城内有一个西安府衙，1913年3月全国撤销府制，西安府也就撤销了，两个县(长安县和咸宁县)衙。府有府学，县有县学。按当时规定，郡县各建有自己的文庙，郡首(知府)、县令(县长)各率其直属的学生到府、县文庙内祭祀孔夫子。明清两代规定，在孔庙附近立学，所以西安城内的三个学，分别设在孔庙的两边。各学设专官主持，便有学官，置子弟员若干人。后来教生员的任务转移到书院。据《续修陕西通志稿》载：“西安府学在省南门之东，设教授一员，训导一员。西安居省会，郡一县二，故三学而庙(孔庙)一。咸宁邑治在东，故学亦在东；长安邑治在西，故学亦在西；府学居中，名曰三学。”
“府学”后面是碑林，现为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府学的东侧为省博物馆(原为孔庙)，近年来，博物馆的正门曾设在东边，今年下半年又恢复原样设在西边，而三学街仍和过去一样，是去博物馆的必经之路，一年四季每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三学街的古迹多，过去又是碑帖铺集中的地方，可算是西安的一条古文化街。在三学街东段路北的博物馆西门口和南墙外有三棵古槐，相传植于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1465—1487)，距今已500多年，现在仍枝叶茂盛，苍劲挺拔，给优美的三学街增添了古朴肃穆的气氛。
现将“三学街”南、北两边的设置略述于下：
三学街的路南：由西口内往东的一小段是解放前建的平房住宅，听说在30年代以前，这里的房子既窄小且破旧，住的是些做小买卖的，后来逐渐被改修成较整齐的院落。由这里往东，路渐斜向东南，距城墙很近，所以在路旁狭窄的地带只有些简陋的矮平房做住宅和开小商店。再往东到东口止，马路挨着城墙根所以路边没有房屋。从博物馆对面的南城墙到城豁口这一段，城墙的夯土坍塌得颇严重，城墙外边的包砖已于50年代剥去，今年修理城河的同时，补修城墙内外的工作也已开始。
三学街的路北：古迹多，古巷多，旧房多，一片古气。在三学街路北的西口内外，50多年前，垃圾堆多而住房少。从30年代初起，逐渐有旧军官出廉价买了这里的地皮修建了几院较讲究的住宅。往东到“长安学巷”南口外的一般都是解放前修的几所较好的院落。其中在长安学巷南口东侧的一院(门牌5号)曾是陕西老教育家，也是我的老师郝耀东先生的住宅。郝先生是陕西最早到美国的留学生之一，20年代初回国后，一直在高等院校任教。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负责创办了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校址在今西七路“西安中学”)并担任校长至1948年被迫离职。郝先生为人公正，心地善良，在任师专校长期间不仅营救过被捕的学生，也保护过地下党员李一青同志和我。解放后，他先后任西安师范、陕西师大的教授和省政协委员多年，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认为是“学术权威”而受冲击病逝。
“长安学巷”原来由南口起只到北端的“长安学署”西侧止，是一条半截巷，解放后，为了当地居民方便，从学署以西开辟了一段窄巷与“安居巷”的南段接通，全巷的沥青路面很清洁整齐，长218米，均宽3．5米，路两旁植的槐树尚幼。巷内还保持着一部分几十年前古老的模样，大多是老房，现在共有门牌27个号。此外，还有古树、古门相映，巷的南口西侧有棵老态龙钟的古槐，看来只比孔庙墙外的古槐稍年轻些，由它身边往北过几个大门，就是长安学巷第一道宽敞的大门，门楼虽已破旧，原貌基本尚在。门内的路东也有一棵古槐，看来和门外的那一棵是老兄弟。从第一道门进去不远是第二道门，式样与第一道门类似。据说在第二道门内西侧现在的门牌的8号院内，反动派设过秘密捕人处。在巷的北头路东，现在设有“碑林区经济委员会劳动服务公司”和“碑林区机电化学工业供销处”，最北的原“长安学署”，今已改建为居民住宅。
“长安学巷”南口外以东是三学街的路北，有三院街房，过去都是拓印和出售碑帖的商店，房前的人行道很宽，像个小广场，是孔庙西门外的地方。原商店的东侧便是“府学巷”。
“府学巷”：宋代，这里是西安府学所在。清代在此设有府学署，署前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半截巷名“府学巷”，南起三学街，北不通，全长363米，均宽3米。在巷南口的原大门今已没有痕迹了。原来的巷道较“长安学巷”稍宽，解放后整修成了沥青路，北端通省博物馆的后门(今已关闭)。道旁成行的槐树尚幼。巷内两边的旧平房多半已翻修过，鳞次栉比，属居民区，共有门牌34个号。现在路西还保留有五棵百年左右的老槐树，仍是枝叶繁茂，生气盎然，此外全巷已无陈旧古气，但非常雅静、整洁，是老年人居住的好地方，已75岁的我，在这儿参观时，真有“留连忘返”之感。